附带民事诉讼的尴尬/李雪峰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1 00:04:41 浏览: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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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民事诉讼的尴尬
李雪峰 任全莉
近日，一起强奸案件由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安某和梁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十一年。但遗憾的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被告人安某赔偿经济及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了。
2008年2月23日晚九点半左右，被告人安某和梁某酒后骑摩托车在路上闲逛，遇到正放学回家的学生，看到其中一位女生便心生歹意，安某拉住该女生强行带到附近的庄稼地里，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将其奸淫。其后又将该女生带到另一地二人将其轮奸。案发后不久二人就被公安机关捉拿归案，东明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受害人之父亦向人民法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治疗费、精神损失费80000万， 2009年3月19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仅对两被告人科处刑罚，却驳回了原告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理由是原告人所提供的医疗费单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所提供的交通费单据与实际损害之间无必要联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而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亦不予支持。
该案可能是许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一个缩影，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往往遭受财产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但法律对他们的保护实在是很有限。财产上的损失虽能得到判决的支持，却因被告人身陷囹圄而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精神上的伤害更是由于法律保护不够，受害人遭受的伤害根本无以慰藉。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我国《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对此只有原则性的规定，从这些规定来看，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不够全面、具体，保护范围也显过窄，许多案件中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能得到支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精神损害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在伤害、强奸、诬告陷害、侮辱、诽谤等犯罪案件中，受害人都会留下严重的精神创伤。可现行法律在强调打击犯罪时仅注重对受害人物质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了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这些犯罪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尤其是对于强奸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无论是从抚平被害人的伤痛、体现犯罪人与司法体系对被害人人格、价值的尊重，还是鼓励被害人举报犯罪等方面考虑，我国都应该明确赋予强奸犯罪被害人精神损害请求权。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检察院）
李雪峰 任全莉
近日，一起强奸案件由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安某和梁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十一年。但遗憾的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被告人安某赔偿经济及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了。
2008年2月23日晚九点半左右，被告人安某和梁某酒后骑摩托车在路上闲逛，遇到正放学回家的学生，看到其中一位女生便心生歹意，安某拉住该女生强行带到附近的庄稼地里，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将其奸淫。其后又将该女生带到另一地二人将其轮奸。案发后不久二人就被公安机关捉拿归案，东明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受害人之父亦向人民法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治疗费、精神损失费80000万， 2009年3月19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仅对两被告人科处刑罚，却驳回了原告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理由是原告人所提供的医疗费单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所提供的交通费单据与实际损害之间无必要联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而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亦不予支持。
该案可能是许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一个缩影，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往往遭受财产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但法律对他们的保护实在是很有限。财产上的损失虽能得到判决的支持，却因被告人身陷囹圄而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精神上的伤害更是由于法律保护不够，受害人遭受的伤害根本无以慰藉。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我国《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对此只有原则性的规定，从这些规定来看，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不够全面、具体，保护范围也显过窄，许多案件中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能得到支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精神损害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在伤害、强奸、诬告陷害、侮辱、诽谤等犯罪案件中，受害人都会留下严重的精神创伤。可现行法律在强调打击犯罪时仅注重对受害人物质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了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这些犯罪案件的被害人大多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尤其是对于强奸案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无论是从抚平被害人的伤痛、体现犯罪人与司法体系对被害人人格、价值的尊重，还是鼓励被害人举报犯罪等方面考虑，我国都应该明确赋予强奸犯罪被害人精神损害请求权。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明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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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解雇权与就业权存在着冲突，是劳动法面对的难题之一。法国劳动法就解雇权的规制，经历了从私法思维到社会法思维的转变。私法思维把劳动合同视为一般合同，把解雇权视为形成权，因而解雇权不受合同法以外的法律之限制。但是，社会法思维把解雇权社会化了，解雇权不再单单是私权。国家开始介入解雇权的行使，要求解雇必须实体上具有“真实且严肃的理由”。雇主还必须遵守严格的解雇程序。任何实体上或者程序上的违法将导致雇主面临经济上甚至刑事上的惩罚。而且，法国劳动法还设置了独立的劳动司法机构，这是规制解雇权的司法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就业权与解雇权的冲突
法国劳动法的现代化，要追溯到阿拉德法令（Decret d’ Allarde），又称“1791年3月2日和17日法”。该项法律的贡献就在于废除了行会对职业的垄断，确立了职业自由。因为，倘若没有职业自由，就没有自由的劳动市场。在行会时代，企业主、商人和工人等都必须遵守各个行业行会的条件才能从事其职业。[1]然而，该法律打破了行会制度，其第7条确立了“所有人都能自由地从事他所喜好的任何交易或者任何职业，不管是艺术还是工艺”这一原则。该原则后来被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所确认为“公民可以自由地实施所有不被议会的法律所限制的职业活动”。[2]并且时至现代，职业自由权也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赋予了宪法性价值。[3]
解雇权（droit de licencier）就是职业自由权的内容之一。解雇（licenciement）是雇主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且不以雇员的个人同意为前提。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4条中规定了合同自由，这被宪法委员会解释为雇主经营自由权（liberte d’ entreprendre）的法律渊源，[4]即雇主有权选择自己的合作对象—雇员。
雇主此项权利—解雇权—的行使，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家法律（尤其是社会法、公法）的规制，而非停留在合同自由、合同相对性理论的阶段。因为解雇不仅仅关涉劳动合同本身的拘束力，而且还涉及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就业权（droit Zt 1’ emploi）。众所周知，就业权已经被国际公约、[5]国际劳工组织公约、[6]欧盟法律[7]承认为基本权利之一。另外，在法国法中就业权也是一项宪法性权利，法国1946年宪法序言第5条中规定“任何人都有劳动的义务以及获得就业的权利”。
因此解雇就意味着对劳动者就业权的剥夺。解雇权和就业权存在着权利冲突。如何协调好这两种宪法性权利之间的关系，这是劳动法学的一个基本法律问题。我国劳动法也不例外，需要做到既保证雇主的解雇权，又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8]问题是：如何在劳动立法及实践中协调这两个宪法性权利，避免雇主滥用解雇权？
解雇问题在我国也得到了法律的关注。[9]关于解雇问题，《劳动法》第25至39条进行了专门的规定，从专门立法的角度规定了雇主解雇权的界限。《劳动合同法》第39至50条也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雇主解雇权的行使。然而，就法律实施的效果来看，在现实中所发生的非法解雇、滥用解雇现象依然层出不穷。从法律的角度说，这和我国劳动法本身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有关。从立法上说，我国两部基本的劳动法对雇主所强制的义务还不够具体，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判例制度本身的消极性而导致了劳动者就业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
如何限定解雇权的行使？这首先涉及对解雇权的理解。在解雇权的问题上，法国劳动法的理论演变为我国劳动法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启示。在法国法中，雇主解雇权的定性已经从传统的私法领域逐渐进入了社会法的领域；解雇已经不单单是一般合同法的问题。解雇法（droit dulicenciement）作为劳动法中的一个单独部门已经自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确立了。[10]
具体而言，法国劳动法对解雇权的定位经历了一个如下演变的过程。可以1945年作为第一个划分点。在此之前，解雇权主要是私法（民法）的角度被解释。依据合同自由理论，雇主有充分的自由解雇雇员，就等同于雇员可以自由地辞职；最高司法法院[11]的法官们严格依照民法中关于合同的理论来解释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优先于国家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稀缺，法国工会力量空前强大，集体协议大量出现，政府开始介入解雇问题，并设置了行政审批程序；但法官们的判例风格仍没有明显转变。第二个划分点则是1973年《关于基于个人原因的解雇的法》的颁布。从此，解雇权问题已经基本脱离了纯粹私法的领域，解雇法作为劳动法内部的一个学科分支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解雇权开始受到了更多的社会法和公法的制约。
二、私法的时代：解雇权作为一项形成权
从纯粹私法的角度理解解雇，就会把劳动合同当作一般的合同。进而把解雇看成对一般合同的解除，解雇权则属于形成权。因为从纯粹民法的理论上说，解雇只是雇主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不需要对方的同意。在这种思维下，劳动合同的缔约自由就和解约自由对称。因此劳动者的就业权就极大地受制于雇主的解雇权，就业权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这就是法国劳动法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解雇理论。
（一）法律规定
法国大革命所塑造的自由法律体制，集中体现在1804年所颁布的《民法典》中。根据当时的民法规定，劳动关系属于“服务的租赁”(louage de services)。劳动合同是自由意志的达成，缔约双方都是平等、自由和理性的，他们可以自由地相互选择对方、确定合同期限、履行方式等。民法对缔约双方个人意志自由的唯一限制是：缔约方不得放弃其合同自由。当时的《民法典》第1780条规定，“雇员只能够承诺一个有限期限的服务”。《关于服务租赁的法律》也规定“缔约方只得约定一定期限的服务，服务的租赁可以随时由任何缔约方任意终止”。对于这样的一个规定，当时的学者做出了如下评论，“这个规则源于禁止终生雇佣原则。这和劳动合同所固有的服从关系是一致的。只有当这个服从关系不是无期限时，它才能维持人的尊严，它才不会蔓延。所以，必须使雇主可以随时开除一个无能力的或者多余的劳动力；也必须能够使雇员在自己感觉适当的时候恢复其自由。”[12]
在当时的民法观念中，劳动合同就是缔约双方之间的法律。“劳动合同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个体劳动关系的规范性渊源，而且几乎是排他性的渊源；不论是涉及合同的缔结，还是合同的解除。”[13]解除合同的自由被认为源于合同的平等(egalite)、相对原则(reciproque)，其表现为：一方面，缔约双方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约定一个合同解除预告期限（un delai de preavis）;双方的权利义务完全对等。在合同规定了解除预告期限的场合，如果有一方（不管是雇主还是雇员）不遵守这个期限的话，那么另一方所支付数额是同样的。另一方面，任何一方解除合同原则上都不需要承担责任；不管解除造成多大的损失，都不产生赔偿的权利。
总之，劳动合同的问题完全是一个纯粹私法问题，一个合同法的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在平等、自由的合同基本原则下进行。因此，解雇是雇主源自合同的权利，解雇权是一项合同解除权。从性质上说，是形成权，是单方即可做出的权利。雇主有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与之相对应，雇员也有任意辞职的权利。雇员在被解雇时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主张雇主滥用权利，前提是雇员能够找到雇主滥用权利的证据，即证明责任落在了雇员身上。
（二）法官立场
这个时期法官的立场也与此保持一致，有时甚至更为保守。最高司法法院的法官认为，劳动法就是劳动合同法；因此，法官认为只需要按照《民法典》第3篇中的关于合同的规定判决劳动争议案件即可。法官对解雇问题所持的私法思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意志自由至上。他们认为，劳动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优先于职业习惯、也高于国家强制性法律（宪法、行政法、刑法等）。雇主所制定的企业内部规章作为劳动合同的一部分，优先于行业性习惯。例如，在一个涉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件中，最高司法法院法官认为，国家强制性法律违反了一般法（民法），且必须严格地解释，因此，应优先适用当时的《民法典》第2052条。[14]法官在解雇问题上的保守，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当时的一个案件中，尽管当时国家法律规定雇主在解雇时必须在解雇信中列明解雇理由，法官却仍旧认为雇主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不需要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相反，他要求雇员承担举证责任，证明雇主行为的非法性。[15]又例如，在关于解雇职工代表的问题上，政府于1945年2月22日发布的《关于雇佣100人以上的企业机构中的企业委员会规定》以及国民议会于1946年4月16日制定的《关于确定企业职工代表的待遇的法律》均规定：“雇主在解雇职工代表前，必须先征求企业委员会（comite d’ entreprise）[16]的同意；如果企业委员会不同意的话，只有当劳动监察机关同意后，方可解雇。”最高司法法院对此作出了一个非常灵巧的解释：“这些立法文本仅仅是规制了涉及职工代表时雇主的单方解除权利。但是，根据劳动合同的双务性，劳动合同依旧适用一般法，也即《民法典》第1184条。”[17]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法院希望把劳动合同当作普通合同，这样的话，它就有管辖权（解释权）。
第二，法官是坚持把劳动合同视为单个的雇员和雇主之间的个体劳动关系，而不是集体劳动关系；所以，解雇就仅仅是个体劳动关系的解除。然而，法官们没有看到劳动关系的集体性的一面。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三个涉及大规模解雇的案件中，最高司法法院认为，“雇主可以自主地依据单独的合同去选择裁掉哪些雇员。法律虽然规定了在裁员时要考虑家庭负担、工龄、职业本领，但这些法律规定只不过是起指导性作用，而且集体协议或者内部规章也没有详细规定，它们给雇主留下了完全的判断自由。”[18]
法官的保守作风，引来了学术界的不满，G. H. Camerlynck教授认为，“我们对如此固执的判决感到震撼，这简直是反潮流。法官对劳动法的条文断章取义，仅仅用民法来‘测试’法官自身的正统性。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把单个劳动法条文放到整个劳动法中去。劳动法的条文整体上是不可分开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受到了社会精神的砥砺。”[19]
（三）对私法思维的反思
劳动争议案件中所充斥的私法思维导致劳动者遭遇了极大的不公平，因而引起学者们的反思。一方面，传统的私法思维把劳动合同假定为平等、自由、对等的主体所缔约的合同。这本身就值得质疑。传统理论所主张的合同当事人平等是基于经济能力平等的假设。而实际上，雇主和雇员在经济上并不平等。雇主以其财力、社会关系资源等优势，凌驾于雇员之上。雇员在经济上是相对弱势的。因此，解雇对于雇员而言，是生存手段的剥夺；而辞职对于雇主而言，其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私法思维将企业视为雇主的私人财产，甚至将雇员也类似地视为企业的“财产”。[20]于是，雇主与生产资料（雇员）之间是所有关系（物权）。物权是绝对权，具有排他性。雇主因而对自己企业的管理也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不容许外界干涉，它有权自由地解除合同。法院的判决也承认“雇主是唯一的法官”。[21]正如Paul Durand教授所言，“民法的判决承认了雇主拥有极大的裁量自由，其仅仅受劳动合同本身的限制。本质上说，其背后的主导观念是：企业内部的管理不过是纯粹的经济性问题，因此属于雇主的绝对权限。”[22]在这种思维下，对雇主权利的限制，最多只能援引权利的滥用。因而，不难看出，私法思维的缺陷在于漠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事实不平等，反而导致了雇主权利（力）过分强大。“我们传统上把雇主的权利看成是财产权，因为他拥有企业的一切要素。这个解释根本不确切。财产权（物权）针对的是事物，它不能解释命令别人的权利。”[23]
总之，传统私法思维同时承认了绝对的缔约自由（招聘）和解约自由（解雇），把两者视为对称的自由。[24]然而，这种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步被学术界、司法界所诟病。就缔约而言，它依旧是自由的；但是，解约自由从此就逐步地受到了来自集体协议、国家法律的规制了。
三、社会法的时代：对解雇权的规制
在当今的法国法中，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而不是私法学科。[25]劳动法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法，是因为劳动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不仅限于单个雇主和单个雇员之间，而更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职业身份（statut professionnel）。企业的社会化导致劳动关系具有了社会性。劳动关系不仅仅体现为单个的劳动合同，而且还涉及劳动条件、劳动者代表制度、罢工权、劳动者福利制度、公平就业权（反对任何非法的歧视）等方面。工会组织在各个行业以及各个地区都建立了，集体协议制度在法国各个行业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些因素导致解雇权的规范化。
湖北省人大
湖北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道路运输管理，规范道路运输经营行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保障道路运输经营者及其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包括道路旅客运输、货物运输、搬运装卸、运输服务业及机动车维修与检测。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省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设置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运管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公安、工商、建设、物价、税务、技术监督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交通主管部门做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制定道路运输发展规划。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应根据道路运输发展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发展的调控措施。
第二章 经营条件
第五条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具备与其经营种类、项目和范围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技术、资金、专业人员等经济技术条件。其具体标准由省交通主管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具备道路运输经济技术条件，要求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应向当地县级以上运管机构提出书面申请。运管机构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审查答复。符合条件的，发给《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申请单位和个人凭该证办理工商、税务登记手续。
第七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核定的经营范围、项目、区域经营。
道路运输经营者停业、歇业、合并、分立，或者迁移经营场所、变更经营范围的，应到原批准机关办理有关手续。
第八条 对道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资格实行年度审验制度。未经年度审验或者经年度审验不合格的，不得继续从事道路运输。
经营者应当按规定向运管机构提交统计报表和有关资料。
第九条 外商在本省境内投资经营道路运输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 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
第十条 旅客运输包括班车客运、旅游客运、包车客运、出租客运、定线客运等。
货物运输包括普通货运、零担货运、危险品货运、集装箱货运、大件货运和鲜活货运等。
第十一条 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申领并随车携带运管机构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以下简称《道路运输证》），使用规定的道路货物运单和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票证。
营运车辆转籍过户的，应到运管机构及相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二条 旅客运输线路、班次、站点及区域由运管机构统一规划，控制总量，按规定条件分级审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旅客运输线路、班次、站点及区域。因不可抗力需改变运输线路的，有关单位应提供方便，协助车辆通行。
第十三条 本省主要客运线路经营权，经省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采取招标投标方式，在一定期限内实行有偿使用。收取的有偿使用费用于改善客运设施和旅客乘车条件，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四条 旅客运输车辆应按照规定悬挂线路（或区域）标志和客运票价表；必须进站（场）载客，并按公布的时间、班次、线路、站点、区域运行。
除不可抗力外，旅客运输经营者不得中途更换车辆、强迫旅客下车或者将旅客移交他车运送。
第十五条 长途旅客运输车辆需在所经城区上下旅客的，应在规定的停靠地段、场所停靠。长途客运车辆在城区内的依靠地段、场所，由运管机构会同当地建设、公安等部门确定。
第十六条 出租客运小汽车必须在车顶安装统一的出租标志灯，车内安装空车待租标志和经技术监督部门检验合格的计价器，按租车人指定的目的地，选择合理的线路行驶，不得故意绕道行驶。待租的空车不得拒载。
第十七条 旅客运输经营者必须遵守旅客运输规则。由于承运人的原因，造成旅客漏乘、误乘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因车辆出现故障，需更换车辆或者交其他车辆运输的，不得重复收费。
旅客乘车必须按规定购买车票，自觉维护乘车秩序，爱护公共设施。严禁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易腐蚀等危险品进站上车。
第十八条 严禁超载、超速行车，确保旅客人身安全。
禁止使用拖拉机、货运车辆经营旅客运输；禁止使用技术性能不合格的车辆经营旅客运输、货物运输。
第十九条 货物运输按照公平竞争、择优托运的原则，由承托双方签订运输合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封锁、垄断货源。
第二十条 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限运、凭证运输的物资以及危险货物，必须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运输。
危险货物、大件货物运输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悬挂相应标志。
第二十一条 防汛、抢险、救灾、军事运输及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物资运输，有车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调度，保证完成运输任务。因承担防讯、抢险、救灾运输任务所发生的费用，事后由下达运输任务的单位给予适当补偿。
第二十二条 托运货物时，托运人应填写道路货物运单，承运人应按双方约定，将托运货物及时、安全送至目的地。货运承托双方发生赔偿的时效，从签注货运事故记录的次日起，不得超过180日，逾期无效。
第四章 机动车维修与检测
第二十三条 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经营者，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和技术规范使用车辆，定期进行车辆维护和检测。
第二十四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分为一、二、三类。车辆维修经营的类别，由县级以上运管机构依照管理权限确定，并核发维修技术等级标志。
承修车辆，应使用标志完整、质量合格的零配件；不得自行拼装车辆；禁止超类承修车辆或者承修报废车辆。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车主到指定的维修厂家维修车辆或者安装设备。
第二十五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进行二级以上维护作业的，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与维修用户签订合同。对维修竣工的车辆应签发出厂合格证。
车辆维修实行质量保证期制度。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原因发生故障的车辆，由维修经营者负责无偿修复。
第二十六条 汽车性能检测站须经省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并取得省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计量认证合格证明后，方可开展检测业务。施行检测时应执行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并对检测结果负责。
第五章 搬运装卸与运输服务
第二十七条 从事搬运装卸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照所在地运管机构核准的范围作业，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保证装卸质量。
禁止强装抢卸和野蛮装卸。搬运装卸经营者因过错造成货损货差事故的，应当负责赔偿。
第二十八条 客货运站和停车站（场）的建设应符合旅客运输、货物运输和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并接受运管机构的行业管理。
客货运站和停车站（场）经营者应执行国家和省的收费标准，不得刁难服务对象，额外收取财物。
第二十九条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应接受法律、法规、专业技术、岗位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上岗证由运管机构发放。
第三十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实行社会化。开办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和培训班的，必须经省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教学大纲进行培训和考核。经考核合格的，发给合格证。凭合格证书，报考领取机动车驾驶证。
第三十一条 货运代理、客运代办、客货联运、货物包装、仓储理货、货物配载、商品车运送、车辆租赁、运输信息服务等经营者，应具备相应的条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第六章 监督检查及价格、证单管理
第三十二条 运管机构对从事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实施监督检查，纠正和处理违法行为，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接受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道路运输管理人员在公路征费稽查站站区，或者到经营单位、维修、装卸作业现场、客货运站及停车场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应当着装整齐，佩带统一标志，出示规定的行政执法证件。
违反本条上述规定的，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可以拒绝接受检查。
第三十四条 运管机构应公开办事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凡对运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举报的，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必须在30日之内作出处理，并向举报者作出答复。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运管机构根据国家有关价格管理规定，按照分级管理权限，拟定、调整道路运输价格和收费标准，经物价部门审定后，公布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省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使用省统一制定的道路运输票据、凭证、标志，明码标价。收费应给予相应的有效票据。不给票据或者票据不合法的，当事人有权拒付费用，并可向当地运管机构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让、倒卖道路运输票据、凭证和标志。
第三十七条 运管机构征收的公路运输管理费，由省实行统收统支，专款专用，具体办法由省交通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一）、（二）、（三）、（四）项由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处罚。（五）项中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的，由县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处罚；故意绕行的，由出租客运小汽车
主管部门处罚：
（一）不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的；
（二）车辆不按规定进站载客或者不按公布的时间、班次、线路、站点运行的；
（三）货运车辆不随车携带道路货物运单的；
（四）经营者违章收取道路运输费用的；
（五）出租客运小汽车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或者故意绕行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执行的，暂扣或者吊销《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一）未经年度审验或者审验不合格继续从事道路运输的；
（二）不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项目、区域经营的；
（三）不按规定使用票据、凭证、标志的；
（四）非因不可抗力，客运经营者中途更换车辆、强迫旅客下车或者改乘他车的；
（五）擅自开办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和培训班的，或者不按规定教学和考核发证的；
（六）垄断装卸搬运、客源、货源或者强装抢卸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中止车辆运行，接受处理后方可驶离：
（一）未领取《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的；
（二）使用检测不合格车辆经营的；
（三）不按规定承运限运、凭证运输物资和危险货物的。
第四十一条 私自印制、伪造、涂改、转让、倒卖道路运输票据、凭证、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没收票据、凭证、标志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由公安、工商、建设、物价等部门处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本章由交通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可以委托县级以上运管机构行使。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 道路运输管理执法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城市市区内公共汽车、电车客运的管理不适用本条例。出租客运小汽车管理体制由省人民政府决定。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9月28日
一、问题的提出：就业权与解雇权的冲突
法国劳动法的现代化，要追溯到阿拉德法令（Decret d’ Allarde），又称“1791年3月2日和17日法”。该项法律的贡献就在于废除了行会对职业的垄断，确立了职业自由。因为，倘若没有职业自由，就没有自由的劳动市场。在行会时代，企业主、商人和工人等都必须遵守各个行业行会的条件才能从事其职业。[1]然而，该法律打破了行会制度，其第7条确立了“所有人都能自由地从事他所喜好的任何交易或者任何职业，不管是艺术还是工艺”这一原则。该原则后来被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所确认为“公民可以自由地实施所有不被议会的法律所限制的职业活动”。[2]并且时至现代，职业自由权也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赋予了宪法性价值。[3]
解雇权（droit de licencier）就是职业自由权的内容之一。解雇（licenciement）是雇主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且不以雇员的个人同意为前提。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4条中规定了合同自由，这被宪法委员会解释为雇主经营自由权（liberte d’ entreprendre）的法律渊源，[4]即雇主有权选择自己的合作对象—雇员。
雇主此项权利—解雇权—的行使，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家法律（尤其是社会法、公法）的规制，而非停留在合同自由、合同相对性理论的阶段。因为解雇不仅仅关涉劳动合同本身的拘束力，而且还涉及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就业权（droit Zt 1’ emploi）。众所周知，就业权已经被国际公约、[5]国际劳工组织公约、[6]欧盟法律[7]承认为基本权利之一。另外，在法国法中就业权也是一项宪法性权利，法国1946年宪法序言第5条中规定“任何人都有劳动的义务以及获得就业的权利”。
因此解雇就意味着对劳动者就业权的剥夺。解雇权和就业权存在着权利冲突。如何协调好这两种宪法性权利之间的关系，这是劳动法学的一个基本法律问题。我国劳动法也不例外，需要做到既保证雇主的解雇权，又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8]问题是：如何在劳动立法及实践中协调这两个宪法性权利，避免雇主滥用解雇权？
解雇问题在我国也得到了法律的关注。[9]关于解雇问题，《劳动法》第25至39条进行了专门的规定，从专门立法的角度规定了雇主解雇权的界限。《劳动合同法》第39至50条也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雇主解雇权的行使。然而，就法律实施的效果来看，在现实中所发生的非法解雇、滥用解雇现象依然层出不穷。从法律的角度说，这和我国劳动法本身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有关。从立法上说，我国两部基本的劳动法对雇主所强制的义务还不够具体，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判例制度本身的消极性而导致了劳动者就业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
如何限定解雇权的行使？这首先涉及对解雇权的理解。在解雇权的问题上，法国劳动法的理论演变为我国劳动法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启示。在法国法中，雇主解雇权的定性已经从传统的私法领域逐渐进入了社会法的领域；解雇已经不单单是一般合同法的问题。解雇法（droit dulicenciement）作为劳动法中的一个单独部门已经自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确立了。[10]
具体而言，法国劳动法对解雇权的定位经历了一个如下演变的过程。可以1945年作为第一个划分点。在此之前，解雇权主要是私法（民法）的角度被解释。依据合同自由理论，雇主有充分的自由解雇雇员，就等同于雇员可以自由地辞职；最高司法法院[11]的法官们严格依照民法中关于合同的理论来解释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优先于国家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稀缺，法国工会力量空前强大，集体协议大量出现，政府开始介入解雇问题，并设置了行政审批程序；但法官们的判例风格仍没有明显转变。第二个划分点则是1973年《关于基于个人原因的解雇的法》的颁布。从此，解雇权问题已经基本脱离了纯粹私法的领域，解雇法作为劳动法内部的一个学科分支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解雇权开始受到了更多的社会法和公法的制约。
二、私法的时代：解雇权作为一项形成权
从纯粹私法的角度理解解雇，就会把劳动合同当作一般的合同。进而把解雇看成对一般合同的解除，解雇权则属于形成权。因为从纯粹民法的理论上说，解雇只是雇主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不需要对方的同意。在这种思维下，劳动合同的缔约自由就和解约自由对称。因此劳动者的就业权就极大地受制于雇主的解雇权，就业权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这就是法国劳动法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解雇理论。
（一）法律规定
法国大革命所塑造的自由法律体制，集中体现在1804年所颁布的《民法典》中。根据当时的民法规定，劳动关系属于“服务的租赁”(louage de services)。劳动合同是自由意志的达成，缔约双方都是平等、自由和理性的，他们可以自由地相互选择对方、确定合同期限、履行方式等。民法对缔约双方个人意志自由的唯一限制是：缔约方不得放弃其合同自由。当时的《民法典》第1780条规定，“雇员只能够承诺一个有限期限的服务”。《关于服务租赁的法律》也规定“缔约方只得约定一定期限的服务，服务的租赁可以随时由任何缔约方任意终止”。对于这样的一个规定，当时的学者做出了如下评论，“这个规则源于禁止终生雇佣原则。这和劳动合同所固有的服从关系是一致的。只有当这个服从关系不是无期限时，它才能维持人的尊严，它才不会蔓延。所以，必须使雇主可以随时开除一个无能力的或者多余的劳动力；也必须能够使雇员在自己感觉适当的时候恢复其自由。”[12]
在当时的民法观念中，劳动合同就是缔约双方之间的法律。“劳动合同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个体劳动关系的规范性渊源，而且几乎是排他性的渊源；不论是涉及合同的缔结，还是合同的解除。”[13]解除合同的自由被认为源于合同的平等(egalite)、相对原则(reciproque)，其表现为：一方面，缔约双方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约定一个合同解除预告期限（un delai de preavis）;双方的权利义务完全对等。在合同规定了解除预告期限的场合，如果有一方（不管是雇主还是雇员）不遵守这个期限的话，那么另一方所支付数额是同样的。另一方面，任何一方解除合同原则上都不需要承担责任；不管解除造成多大的损失，都不产生赔偿的权利。
总之，劳动合同的问题完全是一个纯粹私法问题，一个合同法的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在平等、自由的合同基本原则下进行。因此，解雇是雇主源自合同的权利，解雇权是一项合同解除权。从性质上说，是形成权，是单方即可做出的权利。雇主有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与之相对应，雇员也有任意辞职的权利。雇员在被解雇时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主张雇主滥用权利，前提是雇员能够找到雇主滥用权利的证据，即证明责任落在了雇员身上。
（二）法官立场
这个时期法官的立场也与此保持一致，有时甚至更为保守。最高司法法院的法官认为，劳动法就是劳动合同法；因此，法官认为只需要按照《民法典》第3篇中的关于合同的规定判决劳动争议案件即可。法官对解雇问题所持的私法思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意志自由至上。他们认为，劳动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优先于职业习惯、也高于国家强制性法律（宪法、行政法、刑法等）。雇主所制定的企业内部规章作为劳动合同的一部分，优先于行业性习惯。例如，在一个涉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件中，最高司法法院法官认为，国家强制性法律违反了一般法（民法），且必须严格地解释，因此，应优先适用当时的《民法典》第2052条。[14]法官在解雇问题上的保守，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当时的一个案件中，尽管当时国家法律规定雇主在解雇时必须在解雇信中列明解雇理由，法官却仍旧认为雇主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不需要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相反，他要求雇员承担举证责任，证明雇主行为的非法性。[15]又例如，在关于解雇职工代表的问题上，政府于1945年2月22日发布的《关于雇佣100人以上的企业机构中的企业委员会规定》以及国民议会于1946年4月16日制定的《关于确定企业职工代表的待遇的法律》均规定：“雇主在解雇职工代表前，必须先征求企业委员会（comite d’ entreprise）[16]的同意；如果企业委员会不同意的话，只有当劳动监察机关同意后，方可解雇。”最高司法法院对此作出了一个非常灵巧的解释：“这些立法文本仅仅是规制了涉及职工代表时雇主的单方解除权利。但是，根据劳动合同的双务性，劳动合同依旧适用一般法，也即《民法典》第1184条。”[17]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法院希望把劳动合同当作普通合同，这样的话，它就有管辖权（解释权）。
第二，法官是坚持把劳动合同视为单个的雇员和雇主之间的个体劳动关系，而不是集体劳动关系；所以，解雇就仅仅是个体劳动关系的解除。然而，法官们没有看到劳动关系的集体性的一面。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三个涉及大规模解雇的案件中，最高司法法院认为，“雇主可以自主地依据单独的合同去选择裁掉哪些雇员。法律虽然规定了在裁员时要考虑家庭负担、工龄、职业本领，但这些法律规定只不过是起指导性作用，而且集体协议或者内部规章也没有详细规定，它们给雇主留下了完全的判断自由。”[18]
法官的保守作风，引来了学术界的不满，G. H. Camerlynck教授认为，“我们对如此固执的判决感到震撼，这简直是反潮流。法官对劳动法的条文断章取义，仅仅用民法来‘测试’法官自身的正统性。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把单个劳动法条文放到整个劳动法中去。劳动法的条文整体上是不可分开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受到了社会精神的砥砺。”[19]
（三）对私法思维的反思
劳动争议案件中所充斥的私法思维导致劳动者遭遇了极大的不公平，因而引起学者们的反思。一方面，传统的私法思维把劳动合同假定为平等、自由、对等的主体所缔约的合同。这本身就值得质疑。传统理论所主张的合同当事人平等是基于经济能力平等的假设。而实际上，雇主和雇员在经济上并不平等。雇主以其财力、社会关系资源等优势，凌驾于雇员之上。雇员在经济上是相对弱势的。因此，解雇对于雇员而言，是生存手段的剥夺；而辞职对于雇主而言，其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私法思维将企业视为雇主的私人财产，甚至将雇员也类似地视为企业的“财产”。[20]于是，雇主与生产资料（雇员）之间是所有关系（物权）。物权是绝对权，具有排他性。雇主因而对自己企业的管理也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不容许外界干涉，它有权自由地解除合同。法院的判决也承认“雇主是唯一的法官”。[21]正如Paul Durand教授所言，“民法的判决承认了雇主拥有极大的裁量自由，其仅仅受劳动合同本身的限制。本质上说，其背后的主导观念是：企业内部的管理不过是纯粹的经济性问题，因此属于雇主的绝对权限。”[22]在这种思维下，对雇主权利的限制，最多只能援引权利的滥用。因而，不难看出，私法思维的缺陷在于漠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事实不平等，反而导致了雇主权利（力）过分强大。“我们传统上把雇主的权利看成是财产权，因为他拥有企业的一切要素。这个解释根本不确切。财产权（物权）针对的是事物，它不能解释命令别人的权利。”[23]
总之，传统私法思维同时承认了绝对的缔约自由（招聘）和解约自由（解雇），把两者视为对称的自由。[24]然而，这种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步被学术界、司法界所诟病。就缔约而言，它依旧是自由的；但是，解约自由从此就逐步地受到了来自集体协议、国家法律的规制了。
三、社会法的时代：对解雇权的规制
在当今的法国法中，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而不是私法学科。[25]劳动法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法，是因为劳动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不仅限于单个雇主和单个雇员之间，而更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职业身份（statut professionnel）。企业的社会化导致劳动关系具有了社会性。劳动关系不仅仅体现为单个的劳动合同，而且还涉及劳动条件、劳动者代表制度、罢工权、劳动者福利制度、公平就业权（反对任何非法的歧视）等方面。工会组织在各个行业以及各个地区都建立了，集体协议制度在法国各个行业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些因素导致解雇权的规范化。
湖北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废止）
湖北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道路运输管理，规范道路运输经营行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保障道路运输经营者及其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包括道路旅客运输、货物运输、搬运装卸、运输服务业及机动车维修与检测。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省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设置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运管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公安、工商、建设、物价、税务、技术监督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交通主管部门做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制定道路运输发展规划。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应根据道路运输发展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发展的调控措施。
第二章 经营条件
第五条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具备与其经营种类、项目和范围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技术、资金、专业人员等经济技术条件。其具体标准由省交通主管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具备道路运输经济技术条件，要求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应向当地县级以上运管机构提出书面申请。运管机构应在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审查答复。符合条件的，发给《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申请单位和个人凭该证办理工商、税务登记手续。
第七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按照核定的经营范围、项目、区域经营。
道路运输经营者停业、歇业、合并、分立，或者迁移经营场所、变更经营范围的，应到原批准机关办理有关手续。
第八条 对道路运输经营者的经营资格实行年度审验制度。未经年度审验或者经年度审验不合格的，不得继续从事道路运输。
经营者应当按规定向运管机构提交统计报表和有关资料。
第九条 外商在本省境内投资经营道路运输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 旅客运输和货物运输
第十条 旅客运输包括班车客运、旅游客运、包车客运、出租客运、定线客运等。
货物运输包括普通货运、零担货运、危险品货运、集装箱货运、大件货运和鲜活货运等。
第十一条 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申领并随车携带运管机构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以下简称《道路运输证》），使用规定的道路货物运单和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票证。
营运车辆转籍过户的，应到运管机构及相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二条 旅客运输线路、班次、站点及区域由运管机构统一规划，控制总量，按规定条件分级审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旅客运输线路、班次、站点及区域。因不可抗力需改变运输线路的，有关单位应提供方便，协助车辆通行。
第十三条 本省主要客运线路经营权，经省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采取招标投标方式，在一定期限内实行有偿使用。收取的有偿使用费用于改善客运设施和旅客乘车条件，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四条 旅客运输车辆应按照规定悬挂线路（或区域）标志和客运票价表；必须进站（场）载客，并按公布的时间、班次、线路、站点、区域运行。
除不可抗力外，旅客运输经营者不得中途更换车辆、强迫旅客下车或者将旅客移交他车运送。
第十五条 长途旅客运输车辆需在所经城区上下旅客的，应在规定的停靠地段、场所停靠。长途客运车辆在城区内的依靠地段、场所，由运管机构会同当地建设、公安等部门确定。
第十六条 出租客运小汽车必须在车顶安装统一的出租标志灯，车内安装空车待租标志和经技术监督部门检验合格的计价器，按租车人指定的目的地，选择合理的线路行驶，不得故意绕道行驶。待租的空车不得拒载。
第十七条 旅客运输经营者必须遵守旅客运输规则。由于承运人的原因，造成旅客漏乘、误乘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因车辆出现故障，需更换车辆或者交其他车辆运输的，不得重复收费。
旅客乘车必须按规定购买车票，自觉维护乘车秩序，爱护公共设施。严禁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易腐蚀等危险品进站上车。
第十八条 严禁超载、超速行车，确保旅客人身安全。
禁止使用拖拉机、货运车辆经营旅客运输；禁止使用技术性能不合格的车辆经营旅客运输、货物运输。
第十九条 货物运输按照公平竞争、择优托运的原则，由承托双方签订运输合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封锁、垄断货源。
第二十条 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限运、凭证运输的物资以及危险货物，必须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运输。
危险货物、大件货物运输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悬挂相应标志。
第二十一条 防汛、抢险、救灾、军事运输及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物资运输，有车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调度，保证完成运输任务。因承担防讯、抢险、救灾运输任务所发生的费用，事后由下达运输任务的单位给予适当补偿。
第二十二条 托运货物时，托运人应填写道路货物运单，承运人应按双方约定，将托运货物及时、安全送至目的地。货运承托双方发生赔偿的时效，从签注货运事故记录的次日起，不得超过180日，逾期无效。
第四章 机动车维修与检测
第二十三条 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经营者，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和技术规范使用车辆，定期进行车辆维护和检测。
第二十四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分为一、二、三类。车辆维修经营的类别，由县级以上运管机构依照管理权限确定，并核发维修技术等级标志。
承修车辆，应使用标志完整、质量合格的零配件；不得自行拼装车辆；禁止超类承修车辆或者承修报废车辆。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车主到指定的维修厂家维修车辆或者安装设备。
第二十五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进行二级以上维护作业的，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与维修用户签订合同。对维修竣工的车辆应签发出厂合格证。
车辆维修实行质量保证期制度。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原因发生故障的车辆，由维修经营者负责无偿修复。
第二十六条 汽车性能检测站须经省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并取得省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计量认证合格证明后，方可开展检测业务。施行检测时应执行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并对检测结果负责。
第五章 搬运装卸与运输服务
第二十七条 从事搬运装卸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照所在地运管机构核准的范围作业，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保证装卸质量。
禁止强装抢卸和野蛮装卸。搬运装卸经营者因过错造成货损货差事故的，应当负责赔偿。
第二十八条 客货运站和停车站（场）的建设应符合旅客运输、货物运输和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并接受运管机构的行业管理。
客货运站和停车站（场）经营者应执行国家和省的收费标准，不得刁难服务对象，额外收取财物。
第二十九条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应接受法律、法规、专业技术、岗位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制度。上岗证由运管机构发放。
第三十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实行社会化。开办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和培训班的，必须经省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教学大纲进行培训和考核。经考核合格的，发给合格证。凭合格证书，报考领取机动车驾驶证。
第三十一条 货运代理、客运代办、客货联运、货物包装、仓储理货、货物配载、商品车运送、车辆租赁、运输信息服务等经营者，应具备相应的条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
第六章 监督检查及价格、证单管理
第三十二条 运管机构对从事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实施监督检查，纠正和处理违法行为，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接受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道路运输管理人员在公路征费稽查站站区，或者到经营单位、维修、装卸作业现场、客货运站及停车场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应当着装整齐，佩带统一标志，出示规定的行政执法证件。
违反本条上述规定的，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可以拒绝接受检查。
第三十四条 运管机构应公开办事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凡对运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举报的，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必须在30日之内作出处理，并向举报者作出答复。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运管机构根据国家有关价格管理规定，按照分级管理权限，拟定、调整道路运输价格和收费标准，经物价部门审定后，公布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省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使用省统一制定的道路运输票据、凭证、标志，明码标价。收费应给予相应的有效票据。不给票据或者票据不合法的，当事人有权拒付费用，并可向当地运管机构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转让、倒卖道路运输票据、凭证和标志。
第三十七条 运管机构征收的公路运输管理费，由省实行统收统支，专款专用，具体办法由省交通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一）、（二）、（三）、（四）项由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处罚。（五）项中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的，由县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处罚；故意绕行的，由出租客运小汽车
主管部门处罚：
（一）不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的；
（二）车辆不按规定进站载客或者不按公布的时间、班次、线路、站点运行的；
（三）货运车辆不随车携带道路货物运单的；
（四）经营者违章收取道路运输费用的；
（五）出租客运小汽车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或者故意绕行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执行的，暂扣或者吊销《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一）未经年度审验或者审验不合格继续从事道路运输的；
（二）不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项目、区域经营的；
（三）不按规定使用票据、凭证、标志的；
（四）非因不可抗力，客运经营者中途更换车辆、强迫旅客下车或者改乘他车的；
（五）擅自开办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和培训班的，或者不按规定教学和考核发证的；
（六）垄断装卸搬运、客源、货源或者强装抢卸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中止车辆运行，接受处理后方可驶离：
（一）未领取《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的；
（二）使用检测不合格车辆经营的；
（三）不按规定承运限运、凭证运输物资和危险货物的。
第四十一条 私自印制、伪造、涂改、转让、倒卖道路运输票据、凭证、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没收票据、凭证、标志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由公安、工商、建设、物价等部门处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本章由交通主管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可以委托县级以上运管机构行使。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四条 道路运输管理执法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城市市区内公共汽车、电车客运的管理不适用本条例。出租客运小汽车管理体制由省人民政府决定。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