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史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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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等


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北京市体改委转发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体改委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行为规范意见的通知
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等



市属各企事业单位、各区县国有资产管理局、体改委：
现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家体改委关于印发《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行为规范意见》的通知（国资企发〔1997〕32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反馈给我们。
附件：关于印发《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行为规范意见》的通知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体改委关于印发《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行为规范意见》的通知（国资企发〔1997〕32号）
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体改委（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国有资产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管理局：
为了规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的行为，维护国有股权益，促进公司健康发展，我们制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行为规范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随时报告我们。
附件：1．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行为规范意见
2．国有股股东代表委托书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行为规范意见
第一条 为规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的行为，明确国有股股东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依据《公司法》及《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制定本规范意见。
第二条 国有股股东也称国有股持股单位，是指经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照《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确认的，持有和行使公司国有股权的机构、部门或国有法人单位。
国有股股东包括国家股股东和国有法人股股东。
第三条 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的行为是指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和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条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与经营职能分开的原则，对政府部门直接持有公司国家股股权的，应积极创造条件，改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持有。
第五条 公司的国有股比例分为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不控股。国家绝对控股的公司，国有股比例下限定为50％（不含50％）；国家相对控股的公司，国有股比例下限定为30％（不含30％），国有股股东须是第一大股东。
国有股股东对公司是否需要控股和控股程度，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国有股股东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持有公司股票，享有与其他股东同等权利；
二、委派股东代表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三、享有公司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四、按规定增购、受赠、转让或质押股份；
五、查阅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监督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可对此提出建议和质询；
六、依照所持股份份额领取股利及其它分配形式的利益；
七、对股东大会、董事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侵犯国有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
八、公司终止并依法清算时，按股份比例分得剩余财产；
九、法律、行权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七条 国有股股东依法行使股权，任何机构、个人无权剥夺或限制。
第八条 国有股股东应委派国有股股东代表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股东权利。
国有股股东代表指国有股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或国有股股东委托的其他自然人。
第九条 国有股股东委托股东代表，须填写“国有股股东代表委托书”，该委托书是股东代表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的证明。
第十条 国有股股东代表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熟悉和遵守国家以及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二、熟悉和了解公司经营管理及财务状况，能够对公司的发展提出积极的建议；
三、能够依法维护国有股股东的权益，正确行使表决权；
四、能够代表股东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并正确行使权利；
五、掌握金融知识，了解资本市场，具备资本运作能力。
第十一条 国有股股东代表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必须执行股东的旨意，并在股东授权的权限范围内进行表决，凡违背国有股股东意见的，国有股股东应予以追究。
第十二条 国有股股东推举公司董事候选人必须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确定。
国有股股东推举的公司董事候选人可以来自本单位，也可以来自外单位。
第十三条 国有股股东可以依法增购公司的股份，增购股份应考虑以下因素：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该公司发展前景良好；
三、该公司预期投资收益较高；
四、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五、其他特别因素。
国有股股东可以接受任何股东赠与的股份。
第十四条 公司增资配股时，国有股股东应以调整投资结构、取得相应的投资收益、促进公司生产发展和维护国有资产权益为原则，就是否配股进行表决。
第十五条 国有股股东可以依法将其所持有的国有股股份转让给境内、外法人和自然人。国有股股东转让股份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要求。
第十六条 国有股权转让收入必须用于国有资本再投入。
第十七条 转让股份的价格必须依据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值、净资产收益率、实际投资价值（投资回报率）、近期市场价格以及合理的市盈率等因素来确定，但不得低于每股净资产值。
第十八条 国有股股东转让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和国有股配股权，应执行国家关于国有股权管理及证券监管的法律、法规及其规定。
第十九条 国有股股东必须按股东大会决议及持有的公司股份份额收取应得的股利。股东大会关于分配股利的决议公告会，国有股股东应按股东大会决议要求公司将应得的股利按时足额划转到本股东帐户。
第二十条 国有股股东应对公司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公司章程；
二、依其所认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出资，并以其所持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三、维护股东大会决议；
四、关心公司经营管理，促进公司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合法利益；
五、承担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一条 国有股股东承担下列责任：
一、严格执行有关国有股权管理的制度、法规；
二、坚持同股同权同利原则，维护国有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三、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
四、接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其行使股权行为的监督、检查；
五、违反《公司法》及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要承担相关责任。
第二十二条 国家股股东应将下列情况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变动；
二、公司重大投资、经营决策；
三、公司设定抵押的财产超过企业净资产1／3和为其它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四、公司发生合并、分立、破产、解散以及被收购；
五、公司因违法或经营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危及国有股权安全的情况；
六、公司其它涉及国有股权益的重大事项。
第二十三条 国有股股东必须妥善保存公司章程、历年财务报告、历次股东大会文件、历次分配情况和股权变动情况及公司董事会有关资料等。
第二十四条 本规范意见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范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1997年5月13日
　　　　　　　　　　　　　从醉驾判决之正义性思考谈司法公开的目的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关于醉酒驾驶，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理论上颇有争议，但总结起来无外乎承担与不承担两种观点，从本质上说，两种方案的冲突实际上是“人权”与“秩序”的冲突，两种观点都不完全符合正义的根本要求。从立法精神出发，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垫付责任，垫付后可向醉驾者、无证驾驶者追偿才更为合乎正义的要求。

关键词：

醉驾、人权本位、秩序本位、正义、看得见的正义

引言：

从来没有单纯的司法公开，公开必有其目的，泛泛而谈难见说服力，故笔者试图从醉驾判决的正义性思考出发，来探讨司法公开的目的。

关于醉驾、无证驾驶致人伤亡，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打开互联网，可发现一搜一大把，赔与不赔都成为了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各地法院的判决也是五花八门。司法实践中这种参差不齐不判决方案，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严肃性，使司法公信力大打折扣。作为基层法院第一线的审判人员，因为手上刚好也碰到一个醉驾的案件，所以也不得不加入这一争论的行列，从而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 当今的司法现状

各地法院对于醉酒驾驶、无证驾驶致人伤亡时，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的处理，无外乎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认为，交强险是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保险。它相当于是车主为社会不特定的公众购买的保险，从合同法原理上说相当于是车主与保险公司为第三人约定了权益，具有约定性；而这种权益是一国或地区基于公共政策的需要，为维护社会大众利益，以法律形式强制推行的，从而使这种权益又具有法定性；并且，其立法目的在于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能获得基本的赔偿，以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权，还具有社会公益性。因此，这种理论认为，交强险是排斥合同相对性原理的，否则，依照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受害者是没有权利起诉保险公司的，故即便车主与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中约定醉驾、无证驾驶免赔，亦不能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交强险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只要不是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均应在责任限额内赔偿受害人的人身伤亡损失和财产损失，而不论投保机动车一方是否有过错或过错的大小。因此，在这种方案中，法官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放在第一位，认为在当今和平的大环境下，该价值在所有法律所保护和追求的价值位阶中的最高价值，处于价值金字塔的顶端，其他价值与之相冲突时均让位之。故醉驾和无证驾驶时，保险公司一律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再由肇事双方根据过错来划分责任。

第二种方案认为，交强险是为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但这种利益的保护是在肇事者按照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正常行车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时的保护，而醉酒驾驶或无证驾驶之情形中，肇事者本身就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由此造成的损害不应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只应由肇事者自行承担，这样才符合公正、公平的原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垫付抢救费用，目的是为了保障受害者能及时得到治疗，体现的是人文关怀。并且，按照一般常理，受害者起诉时已经治疗完毕，其生命健康权已基本得到了保障，已不再具有人身危险的紧迫性，故起诉的标的实质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债权。如果无证驾驶或醉酒驾驶肇事后，保险公司都要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那势必在社会上造成有证无证一样、清醒醉酒一样，反正都有保险公司买单的结果，对社会造成更大的混乱。这无疑是对醉驾和无证驾驶的放纵，与刑法修正案八醉驾入刑的立法精神相违背。因此，在这种方案中，保险公司不承担交强险的赔偿责任。

这两种方案均能自圆其说，并且都有一定的道理，以至于全国各地的法院按这两种方案判决的都有。为了力排众议、定纷止争，最高院2009年10月20日在对安徽省高院的批复时明确认为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财产损失包括“人身伤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故认为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事与愿违，该批复未能实现预期的效果，全国各地的法官并未因此停止对正义的思考与追求，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案例仍不断涌现，从而使该批复陷入各大报刊、杂志、网络等各种舆论声讨的惊涛骇浪中。

笔者认为，这两种方案的冲突，说到底是人权与秩序的冲突，两者都是法律所要保护和追求的利益，都不可偏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法律中，两者的主次地位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二、 秩序本位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家和法学家优先追求的都是秩序，要求国家应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主张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的大环境下，人们的劳动所能创造的剩余产品本就十分有限，处于金字塔上层的统治者们为了能够有足够的物质资料供其享受骄纵奢华的生活，免不了要对内实行严重的剥削，对外实行残忍的掠夺。这使人民随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屈原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2]”，白居易更为深刻“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3]”，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4]”的统治，必然激起本国民众的反抗和遭遇他国民众的抗争与侵略，故古今中外的各国家、各政权，无不随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鲁迅就曾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的历史无非是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5]”。在这种“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6]”的理念下，秩序，当然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法律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

三、 人权本位的兴起

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们过分地追求秩序而忽略了对人权的保护，加上统治阶级的种种特权，如“八议[7]”制度、“官当[8]”制度的出现，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9]”的理念下，农民起义、奴隶起义此起彼伏。于是，统治们在追求秩序的同时，开始注重人心向背，进而出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10]”、“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1]”的较为开明的理念。但封建专政的、忽视人权保障的黑暗统治并未根本改变，因为这种变化本身是为更好地维护阶级统治秩序服务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尊重和保障人权首先在西方国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人民主权论”等理论的影响下，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紧随其后，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第二条中明确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此后，类似的规定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第２２００Ａ（ＸＸＩ）号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从此，世界各国在人权保障方面达成了普遍共识，人权保障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将秩序与人权保障这两者的主次关系倒了个位，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权，也就成为了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标。

在我国，其实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主张“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2]”。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也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但遗憾的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一直提倡集体主义，将国家、集体和公共利益置于首要位置，从而忽略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甚至提倡在个人利益与这些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让位之。但这种思想逐步在转变，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人为本”，2004年修宪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了宪法，胡锦涛2007年更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利益至上”。尽管何谓“人权”仍然模糊不清，尽管我国人民至今仍不享有“沉默权”，尽管我国仍未象美国宪法一样赋予民众武装反抗并推翻暴力政府的权利，但至少标志着我国也基本实现了人权本位的法律思想的转变。

四、 人权与秩序的辩证关系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13]”。“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有这种权利[14]”。这些话是非常深刻的，没有秩序，就谈不上自由，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所以秩序是保障人权的基础，但“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自由[15]”，故维护秩序，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权。从醉驾入刑的立法目的来看，就是为了创造更好的公共交通环境，从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

这真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涉及到个人人权与公众人权、眼前人权与长远人权的激烈冲突——保险公司如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虽然保障了个人人权、维护了眼前人权，但从长远看，却放纵了醉驾和无证驾驶，可能使公众人权受到更大损害；如不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我们会发现，今后发生的每一次交通事故，都可能成为今天的正在审理的个人人权和眼前人权，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16]”，故何时才算是保障了长远的、公众的人权？最终我们会发现，不承担赔偿责任，不保障眼前的每一个个人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终将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赔偿是不正义的，不赔偿也是不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