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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邦捷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门普来新材料实业有限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3）浦民三（知）初字第9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2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根据员工侵犯企业的商业秘密的表现形式，可能存在着三种性质的行为，即违约行为、侵权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当企业选择以侵权对其员工提起诉讼时，需明确该员工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并综合考虑举证责任的难易，或经济补偿的多少等问题。

三、基本案情
1999年5月，原告门普来公司完成ls－1涂料的研制，并将该产品投放市场。2001年2月，门普来公司的“高科牌ls－1涂料”被评为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1997年6月起，被告金某进入原告门普来公司从事新型涂料研发工作。在生产中，金某具体负责开投料单工作，投料单上配料名称都用代号而不用实际的原料名称，投料单使用后收回，统一由总工程师保管。故在此过程中，金某掌握了ls－1涂料的配方和工艺。在2000年3月1日，门普来公司与金某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其附件《员工保密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了“保密信息” 的具体内容，其中“技术性的”、“制作方法、配方”包括在内。
2001年5至6月，张某（邦捷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经介绍约请了金某，邀请金某到其即将厂里的邦捷公司工作，并许诺给金某以更好的待遇。同年6至7月间，金某向门普来公司请病假，开始为邦捷公司生产涂料做准备。6月15日，金某与利时装潢公司（由张某担任总经理）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实际并未在该公司工作，而是为邦捷公司成立后生产涂料做筹备工作。7月2日，金某以需要学习和调养身体为由向原告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7月5日，邦捷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张某任该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7月16日起，由金某投料并负责技术指导的邦捷公司产品gwz－1涂料开始投向市场。
8月16日，金某在交给门普来公司的承诺书上签名，其中约定自离职之日起3年内，金某不到生产与门普来公司类似产品的公司工作，亦不从事与在门普来公司在职期间的相关工作，遵公司的《保密规定》等，并约定若损害公司利益，将被追究违约的法律责任，并赔偿人民币2万元。随后金某正式办理了离职手续，移交了技术资料，但其却将记载有部分试验数据的笔记本及“ls－1试验情况汇总”带到了邦捷公司。后金某在邦捷公司任总工程师和科研开发部经理。
2002年4月，原告门普来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局报案称，金某、邦捷公司侵犯其技术秘密。浦东新区公安局开展了案前调查，将获取的邦捷公司产品与原告产品委托上海市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进行检测，后又将检测结果及原告的技术资料交上海市科委组织专家进行鉴定。经鉴定，结论为：门普来公司研制的高科牌ls－1涂料的生产技术及配方中具有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内容，包含模数控制等三方面；邦捷公司生产的建科牌gwz－1涂料的配方、生产工艺流程等与门普来公司研制、生产的高科牌ls－1涂料的生产技术及配方基本相同，两者属相同产品。2002年7月23日，浦东新区公安局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7月25日、26日分别对金某、张某刑事拘留，8月31日对金某、张某取保候审。
2003年5月，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邦捷公司、张某、金某侵犯商业秘密罪作出刑事判决，以邦捷公司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以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分别判处金某拘役四个月、罚金人民币1.5万元，判处张某拘役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万元。三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03年12月3日，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因张某在二审期间有悔罪表现，故改判张某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万元，其余均维持原判。
后门普来公司以金某、邦捷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四、法院审理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门普来公司经多年研制成功的ls－1涂料的技术及配方中含有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内容；该技术能提高涂料的使用性能，具有实用性和经济价值；且原告对该技术通过制定保密规定、与关键技术人员订立保密协议等方法，采取了保密措施。故法院确认原告ls－1涂料的技术、配方中与专家鉴定确认的三方面密点有关的内容，属于原告的商业秘密。
被告金某直接参与了原告ls－1涂料技术的研发，掌握了该涂料的技术及配方，在明知该技术属原告所有且其本人承担保密义务的情况下，仍接受邦捷公司邀请，在未正式离开原告之前就使用原告的技术为邦捷公司生产含有相同技术内容的产品，并在之后的一年内，使用该技术为邦捷公司生产了10万余公斤的侵权产品。其直接将原告的技术秘密使用于邦捷公司生产的产品，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邦捷公司明知金某来自原告处，在自己的公司未作技术投资的情况下，公司一成立就依靠金某生产出了gwz－1涂料。由此，可以认定邦捷公司主观上有使用原告技术的故意，客观上实际使用了原告的技术秘密，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法院认为邦捷公司与金某的行为共同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构成不正当竞争。故最后判决：被告金某、邦捷公司停止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原告门普来公司的涉案商业技术秘密；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75万元（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并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在报刊上刊登道歉启事。
判决后，邦捷公司不服，向上海市一中院提起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上海市科委出具的鉴定报告存在相关程序问题；一审法院判决的经济赔偿数额有误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门普来公司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金某辩称：其与门普来公司未签有保密协议；门普来公司的技术是公开可以查询到的；邦捷公司的产品是其在邦捷公司利用自己的技能开发出来的，和门普来公司的产品完全不一致，故应重新鉴定；判决的经济赔偿数额有误等，故被上诉人金某认为原审判决不公正，请求法院撤销原判。门普来公司则同意一审判决。
上海市一中院经审理后，确认被上诉人门普来公司研制的高科牌ls-1涂料的生产技术和配方中有关技术为其商业秘密；被上诉人金某的行为侵犯了门普来公司的商业秘密，其在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诉人邦捷公司在明知金某披露、使用了门普来公司商业秘密的情况下，仍依靠金某所掌握的门普来公司的技术生产与门普来公司相同的产品，上诉人的行为亦构成对被上诉人门普来公司商业秘密的侵犯，且与金某具有共同侵权的故意，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被上诉人金某认为其与门普来公司未签过保密协议，门普来公司的技术是公开的等辩称，以及上诉人邦捷公司认为鉴定结论有误，应重新鉴定、法院对案件事实认识不清、一审判决的经济赔偿数额有误等上诉理由，因与事实不符，且无足够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根据员工侵犯企业的商业秘密的表现形式，可能存在着三种性质的行为，即违约行为、侵权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时，员工侵犯企业商业秘密的行为可能同时符合以上两种或三种行为的构成要件，这时候就存在着责任的竞合，如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由于二者的构成要件、归责原则、举证责任、时效、诉讼管辖等均不同，依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司法实践中允许受害人就上述两种请求权做出选择。本案中，门普来公司选择以侵权行为来对金某、邦捷公司提起诉讼。故我们也借此主要来谈一下当企业选择以侵权对其员工提起诉讼时的法律保护问题。
员工侵犯企业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相一致。包括：（1）侵权行为的存在。商业秘密属于企业的知识产权，员工不正当泄露、使用企业的商业秘密或做出任何侵害、破坏企业商业秘密的行为，即侵害了企业的民事权利；（2）损害事实的存在。由于员工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侵害，给企业造成了现实利益的损失，或使企业丧失了潜在的竞争优势；（3）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员工侵犯企业商业秘密的行为与企业所受损失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即员工对于企业商业秘密的侵害行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包括故意及过失。由于员工与企业间的商业秘密纠纷主要是基于保密义务和竞业禁止合同而产生的，在劳动者的违约行为同时侵犯了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时，即产生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在审理员工侵犯企业商业秘密是否构成侵权行为时，由于法院通常适用《民法通则》来对侵权案件进行审理，而《民法通则》针对民事侵权所作的是较为普遍性、概括性的规定，未对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确立具体的行为、执行标准，故很难以此来界定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侵权程度等。同时，由于侵权行为适用的是民法上“谁请求谁举证”及“过错责任”原则，故对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其无法提供相应的被侵权人侵害商业秘密的证据，及无法证明侵权人是否存在过错时，其主张很难被法院所支持。故在实务操作中，商业秘密侵权诉讼获胜者极少，大部分案件多以诉讼调解结案。
因此，在企业选择以侵权、违约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来对员工侵犯其商业秘密的行为提起告诉时，企业需对案件的实际情况、举证责任的难易、可获经济补偿的多少等诸多方面作综合考虑后，选择一个最佳的诉由。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撤回起诉重述

钱洪良


摘要：公诉案件的撤回起诉，由于立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公、检、法机关为了追求案件的实体真实，对被告人进行反复无限制的追诉。重新界定撤回起诉的涵义以及司法机关的具体实施是避免重复追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必要。
关键词：撤回起诉 重复追诉 人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规定，而在最高院及最高检的司法解释中却有寥寥几条简单的规定。正是由于立法的缺失，司法解释的欠全面，导致公诉案件的撤诉程序呈混乱局面，各地检、法机关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做法不一，不仅影响了刑事司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而且撤回公诉后的重复追诉也极大地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一、 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撤回公诉的规定，在最高院司法解释中仅有三条相关的内容：第157条第3款“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按检察院撤诉处理。”第177条“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第241条“检察院在抗诉期限内撤回抗诉的，第一审法院不再向上一级法院移送案件；如果是在抗诉期满后二审法院宣告裁判前撤回抗诉的，二审法院可以裁定准许，并通知一审法院和当事人。”最高检的司法解释也仅有四条表述：第348条“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应在要求法庭延期审理获准后，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撤回起诉。（一）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补充侦查或补充提供证据的；（二）发现遗漏罪行或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虽不需要补充侦查或补充提供证据，但需要提出追加或变更起诉的；（三）需要通知开庭前未向人民法院提供名单的证人、鉴定人或经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出庭陈述的。”第349条“法院宣布延期审理后，检察机关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撤回起诉。”第351条“……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第353条“变更起诉或撤回起诉应当报经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并以书面方式在法院宣告判决前向法院提出。撤回起诉后，没有新的事实或新的证据不得再行起诉。”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撤回起诉的决定权属于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仅具有请求权。
2． 撤回起诉的时间，检、法都规定在“判决宣告前”。
3． 撤回起诉的理由上，最高检的司法解释第348条，351条作了规定，其中第348条后两项一般不撤诉，而是检察机关在补充侦查完毕后要求法院重新开庭审理。
4． 撤回起诉在效力上非实体上的终结诉讼，而仅具有程序上的意义，“发现有新的犯罪事实新的证据可再次起诉。
二、 撤回起诉的确切涵义
概念的明确是进行理论推演及司法适用的前提和条件。撤回起诉的涵义理论上和实践上认识不一，笔者认为：撤回起诉是指在案件提起公诉后法院审理前，公诉机关发现被告人不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被告人错误，经法院审查其他诉讼参加人无异议的情况下，撤回已提起的公诉而终止诉讼的程序。
这一概念应注意以下几点：
1．撤回起诉的时间上：即限定在提起公诉后法院审理前的阶段。公诉机关未提起诉讼当然谈不上撤诉；法院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也不得撤回起诉。这是因为案件一旦进入法庭审理程序，检察机关就应积极地提出证据，承担举证责任，通过证明被告人有罪来推翻无罪推定，从而达到在法庭上胜诉的目的。如果检察机关以某一理由为名撤回起诉，然后再重新起诉即意味着案件由审理阶段退回到审查起诉，甚至是侦查阶段，被告人受到的是多次重复的刑事追诉。况且，毕竟在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后，法庭所要作的就是通过展开法庭审理活动就起诉书的指控是否成立问题做出权威的法律裁断。特别是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回起诉就意味着一个本来应当由法庭按照无罪推定原则判决被告人无罪的案件，无法在法庭上获得权威的法律裁决。从而使被告人的地位、命运一直处于不确定甚至有待判定的状态。①而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审理前的阶段，这时法庭尚未进入案件的实质审理阶段，大多是处于对案件进行程序性的审查阶段。此时检察机关发现某种不应对被告人起诉的或是有其他情况如遗漏罪行和被告人的，可以将案件撤回再行处理。这时的撤回起诉没有侵犯法院的审判权，而是公诉权的正常行使，也是行使起诉裁量权的表现。
2．撤回起诉的原由。即公诉机关发现被告人不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被告人错误的。其中被告人不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包括刑事诉讼法第15条六种情形，还包括第15条为容纳的所有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如正当防卫；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犯罪事实非被告人所为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理应包含在第15条中共同作为刑事诉讼法中法定不起诉的条件，只是由于法律规定得不完善。撤回起诉的理由仅限于法定不起诉应当包括的情形，而对酌定不起诉及存疑不起诉的情形，公诉机关起诉后，不得撤回起诉。前者原因在于虽然公诉机关具有起诉的裁量权，但起诉都是在经过缜密细致的审查，严谨科学的判断后做出的。既然在可以不起诉的情形下选择了起诉，就意味着公诉机关认为应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起诉后又撤诉的且不说是何原因，可能出现的公诉权的滥用就有损于检察机关起诉决定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诉讼已经提起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享有最终的裁决权，被告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对其指控承担证明责任，即使又发现了可以不起诉的情况也应由法院作最终的判定。否则可诉可不诉的案件，检察机关诉了又撤，撤了又诉反复进行，有害于公诉权的行使，审判权的最终裁判力，而且被告人受长期的追诉，人身自由、人身尊严都可能受到侵犯。
后者不允许撤诉的原因与审判阶段检察机关不得撤诉的原因相同，使审判阶段“疑罪从无”的要求和体现。
在司法实践和学界主张则大大超过了笔者上述的观点，总结起来有下面的几种：（当然这些原由都是发生在审判阶段的）
一是发现新的犯罪事实的。主张者认为新的犯罪事实有可能使原起诉时的案件发生不变化，还可能使管辖发生变化，撤诉后能解决一系列程序问题。]
二是案件需改变管辖或简易程序变普通程序的。
三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逃跑的，主张者认为在我国不允许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告人逃跑的法院将无法审判，应撤回起诉后原罪与脱逃罪或其它在犯新罪一并提起公诉。
四是起诉后一审判决前同案犯被抓获。主张者认为撤诉后并案审理利于法院查明全案事实，防止被告人之间推卸责任也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从这几种撤回起诉的原由可以看出，这里的撤回起诉并非是笔者所说的撤回起诉的概念，而完全是一种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程序上的变通之计。上述几种原由要么刑事诉讼法中有程序规定，要么即使是没有规定也可采用其他更好的方式。
首先，发现新的犯罪事实的。主张者的观点是客观存在的，但撤了诉又起诉，若再发现新的犯罪事实还有再撤诉再起诉，周而复始，程序的重复和倒流严重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带来诉讼资源的浪费。笔者认为在发现新的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可以变更起诉或追加起诉。在新的犯罪事实没有使原起诉的犯罪事实发生变化的可追加起诉；反之则变更起诉。这样避免了多次的重复起诉，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但是无论是变更起诉还是追加起诉都应有明确的时间限定，否则，实际上等于被告人受到了双重的追诉。确定变更起诉或追加起诉的时间应当以公诉方完成所有刑事追诉活动为标志，具体是公诉方将所有指控证据提出于法庭上，履行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②即以法庭辩论阶段的结束为交点，在法庭辩论阶段结束之前，公诉方的刑事追诉活动还没有完成，此时提出变更起诉或追加起诉的请求，法庭应当允许。而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后提出就是对被告人的再次追诉。
其次，在发生案件需要改变管辖或有简易程序转变为普通程序的，检察机关的撤诉走了远路。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第15条、16条规定了移送管辖的程序，即下达改变管辖决定书、不同意移送决定书和同意移送管辖决定书，并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当事人。第229条规定了程序转变的处理。即“法庭应当中止审理，并按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原简易程序审理的结果完全无效。
再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逃跑的。这种情况下主张者的提出的问题完全可采取同“发现新的犯罪事实”的处理方式解决。况且，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有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至于中止审理后的长期“挂案”问题，有待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缺席审判程序的立法（参见杨明文章）③
最后，起诉后一审判决前同案犯被抓获的。最高检的司法解释规定是“发现遗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可以一并起诉和审理的，可以要求追加起诉。”追加被告人应采用追加起诉的形式。然而，被告人的追加涉及审判对象的重要改变，将同案被告人以补充起诉的方式纳入诉讼似乎严肃性不足，而且不尽合理。因为从实践看，追加被告人通常都涉及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和叙述发生某种程度改变，因此这种情况下最好采用重新起诉，即对全案重新制作法律文书起诉，同时注明原起诉书予以撤销。④这样的处理不同于撤回起诉，重新起诉是变更起诉的一种形式。
因此，撤回起诉的原由仅是在法院审理前检察机关发现的不应当起诉而错误地认为应起诉的，即被告人不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被告人错误的。
3．撤回起诉的法院审查。
撤回起诉的法院审查是指在检察机关提出撤回起诉时，法院要承担审查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有异议，即是否有不同意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这是因为检察机关的撤回起诉可能存在着与被告人或被害人的诉讼利益冲突。法院对被告人、被害人是否同意检察机关撤诉的审查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诉讼效益，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少数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将撤回起诉作为逃避错案追究的护身符。
首先，从被告人角度讲，检察机关撤回已经提起的公诉意味着国家对被告人追诉活动的终止，被告人可以避免因审判结果的不确定性而可能对其错误定罪的风险。这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但是，也存在例外情况。如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六种情形中，第2项“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要注意到这是在已经构成了犯罪的前提下免于刑事责任的，即对此人已经作了有罪的法律评价。倘若被告人认为自己根本就是无辜的，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而是被错误起诉，为了彻底洗清自己的冤屈，坚持要求接受法院审判，希望通过公开、公正的法庭审判，通过法院的最终无罪判决来证明自身的清白。⑤被告人的异议是客观存在但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少数检察机关甚至是法院错误地理解和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一审程序中检察机关在案件证据不足、胜诉无望的情况下提出撤回起诉的要求，法院经常以裁定的方式予以准许，根本不会考虑被告人的利益，而在检察机关对同一被告人的同一行为再次提起公诉时，法院也会轻易地予以接受。在这里，提起重复追诉的尽管不是法院，而是检察机关，但法院本身却成为检察机关任意实施重复追诉的协助者，同时撤回起诉就成为逃脱错案追究的托辞，成为逃避错案追究的护身符。
其次，从被害人的角度讲，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是与被害人的利益矛盾的。被害人一般都有着强烈的要求惩罚犯罪的愿望，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不再追诉，但被害人可能认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可能继续向检察机关申诉或者向法院起诉，甚至是上访。这样的撤诉不仅没有起到终结案件的作用，而且被害人还得进行大量的司法投入，对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诉讼效益上都是不利的。在公诉案件的撤诉问题上给被害人一个提出异议的权利，不仅有利于保护他们的利益，也有利于减少诉累。
因此，在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时，当检察机关和被告人、被害人之间出现矛盾时，需要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在衡量、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裁决，这一任务的承担者就是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法院的审查主要是分别听取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意见，但这种审查完全是程序上的审查，不涉及实体内容，对被告人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以及被害人是否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法院均不予以考虑。法院审查后，如果被告人、被害人对撤诉没有异议，应当裁定准许撤诉；如果被告人或被害人不同意撤诉的，法院应当裁定不准许撤诉。
5． 撤回起诉的效力。
在撤回起诉的效力问题上，多数学者都认为检察机关的撤回起诉仅具有程序性意义，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限制，撤诉后，在追诉时效期间内有“新的事实或新的证据”对同一案件仍然可以再行起诉。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撤回起诉不仅仅具有终结诉讼的作用，而且也应遵循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因为：如前所述，撤回起诉的原由是检察机关不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或被告人错误的，在检察机关以此为由，被告人和被害人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才可撤回起诉，事后再以同一犯罪人的同一行为人再次起诉，这种起诉既可以原来的罪名提出，也可以在变更罪名后以同一事实重新提出。就是说先前的起诉仅仅是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无法得到法庭的认可，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不可以同一被告人的同一行为重新提起公诉。⑥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还是英美法系的“免受双重危险原则”都要求检察机关不得对被告人的同一行为重复追诉。尽管一事不再理原则本身更多地强调国家司法裁判权的自我节制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效果，以防止因为对同一行为再度审理而作出与前次裁判相矛盾的新的裁判，从而维护国家司法权的威信，保证法秩序的“安定性”，但是应当看到，世界范围内保障人权的呼声日渐高涨，程序正义价值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取向也在发生变化。法院作出的准予撤诉是程序性的裁定，但检察机关以同一被告人的同一行为的重复起诉与一事不再理的精神实质是相违背的，实际上是为了追求一个实质真实而对被告人人权的极大轻视。
因此，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后，不能以任何理由再次对同一被告人的同一行为进行刑事追诉。这也是刑事诉讼法上追求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之间选择的结果。选择保障被告人的人权，体现正当程序的意义，必然可能牺牲一部分实体真实。
在撤回起诉的效力上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法院作出准予撤回起诉的裁定后，撤回起诉的效力是否等同于不起诉的效力，是否有必要对被告人作法定不起诉的处理。如前所述，在是否准予撤诉的问题上检察机关只有请求权，其要受到被告人和被害人意见的左右，而法院的准予撤诉的裁定是最终产生撤诉法律后果的，即根据法院的准予撤诉的裁定就足以确认被告人是无罪的。公诉一旦撤回，刑事诉讼程序即告终结。因此没有必要再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的决定。法院的准予撤诉的裁定作出后，被告人在押的，应当立即释放；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对扣押、冻结的被告人的财物应当解除扣押、冻结等。实践中，有些检察机关在案件撤诉后，长期“挂案”，甚至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侦查，部队被告人无罪处理，扣押的财物长期不予退还。这些做法都反映出对撤回起诉在法律效力上的有意无意的忽视，严重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综上所述，对公诉案件的撤回起诉的含义应由全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重复追诉问题，真正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


注释：
①陈瑞华 《刑事诉讼中的重复追诉问题》《政法论坛》2002年第2期 第128页。
②同①
③杨明 《缺席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