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商洛市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商洛市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商洛市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予以发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暂行办法》是根据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具体实际出台的一部具有很强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各级各部门要切实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出台实施本办法的重要意义，强化组织领导，认真做好《暂行办法》实施的各项工作。
二、各级人民政府及相关工作部门，要严格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对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交通安全管理职责，并根据工作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确保把《暂行办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三、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途径，采取培训班、辅导班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暂行办法》的学习宣传。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要开辟专栏，全文刊播《暂行办法》的具体内容，宣传报道各地的典型事例、案例，积极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公安机关要组织公安干警认真学习《暂行办法》的具体规定和要求，熟知其中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研究落实执行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提高依法管理、严格执法、文明执法的能力和水平。要将《暂行办法》印制成宣传册和学习读本，印发到市、县区、乡镇、村四级干部手中，印发到每一位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车主和驾驶人员手中，使《暂行办法》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四、要加强对《暂行办法》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市、县区政府法制办、督办室要会同监察、公安、交通、安监等部门，组织对各县区、各部门、各乡镇和基层单位实施《暂行办法》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及时纠正和解决各地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暂行办法》得到有效实施，促进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好转。
二OO七年四月二十日
商洛市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
交通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境内驾驶、使用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以及参与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和执行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市公安机关负责全市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交通（公路、运管）、农业（农机监理）、广电、教育、安监、卫生等部门按照法定职责，负责有关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区人民政府建立“道路交通安全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实行综合治理，确保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交通安全。
第五条 县区人民政府建立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管理经费保障制度。
第六条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实行属地管理。县区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政府负责、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联动、齐抓共管的交通安全工作机制。有针对性地制定和采取加强安全管理的措施，形成严密的管理网络系统。
第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建立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箱，鼓励人民群众积极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对举报查证属实的，给予举报人奖励。
第八条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管理坚持依法管理，突出交通安全的原则，杜绝特大交通事故，遏制重大交通事故，减少一般交通事故的发生。
第二章 安全管理职责
第九条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交通安全管理，县区长负全面领导责任，分管县区长负综合管理领导责任，其他负责人负相关领导责任。
乡镇长、分管乡镇长负责本辖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具体工作，全面落实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
乡镇人民政府必须明确包村干部、村委会主任负责落实本村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交通安全管理措施，教育驾驶人和村民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第十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本辖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管理负主要责任，是执法主体。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全市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实行综合监管，制定相关管理措施。
县区公安局交警大队是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管理的主要责任单位。
公路巡警中队是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的直接管理单位。
公安派出所参与管理辖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
农村警务室协助管理辖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
管段（片）民警是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的直接管理责任人。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交通（公路）部门应当加强协作，及时勘查、治理，改建事故多发路段、危险路段，设立醒目交通标志和警示牌，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第十二条 交通（运管）、农业（农机监理）、广播电视、教育、安监、卫生等部门分别履行交通安全管理、交通法规宣传和交通事故抢救职能，共同做好交通安全工作。
第三章 安全管理措施
第十三条 县区人民政府要逐级落实交通安全责任制。县区人民政府与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与村委会、村委会与车主和驾驶人员，要层层签订交通安全责任书，细化安全管理要求，明确职责，强化源头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要在辖区组织开展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建立健全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台账，归口管理信息统计上报，组织开展交通安全检查，具体管理乡村道路养护维修，及时排除交通事故隐患，落实包村干部监管责任。协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违法行为进行现场记录，落实处理措施。
乡镇人民政府包村干部、村委会主任要建立车辆和驾驶人员台账，掌握本村车辆和驾驶人员底数情况，逐车落实安全防范措施，逐人落实监管责任，实行一车一人一包。督促车主和驾驶人参加检、审、验、登记挂牌，制止、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并将交通安全纳入《村规民约》。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五进”（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进单位、进家庭）活动，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努力营造保障交通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要加强源头管理，严格按照国家“五整顿、三加强”各项工作措施，规范低速载货汽车驾驶人考试、发证、车辆登记上牌、安全检测、强制报废等程序，对县区车辆管理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县区公安局交警大队要做好法规授权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注册、登记、挂牌、安全技术检验；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教育、考试；核发、审验机动车驾驶证；处罚交通违法人，处理交通事故；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等项工作。完善车辆强制报废程序，堵绝“带病车辆”上路行驶。要落实大队领导包片、包股、包所、包队管理责任制，检查、指导基层管理单位开展交通安全监管工作。
公路巡警中队要广泛深入地开展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加强道路巡查，纠正交通违法行为，处罚交通违法人，处理一般交通事故；建立健全辖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车辆、车主和驾驶人台账；掌握辖区道路交通基本情况；制定并落实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落实交警包段管理的责任。
公安派出所要协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做好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工作；掌握辖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车辆和驾驶人情况；排查登记辖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整改措施；开展道路巡查；保护交通事故现场，抢救伤员和维护现场交通治安秩序；落实民警包片（村）管理的责任。
农村警务室协助公安机关做好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检查、制止交通违法行为。
管段（片）民警要经常做好管辖路段（片）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熟悉和掌握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车辆、车主和驾驶人情况，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开展道路巡查，纠正交通违法行为；制定和落实管段（片）交通安全计划；经常与乡镇人民政府包村干部、村委会主任交流安全管理工作；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工作情况。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加强农村集贸会及节庆日活动期间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加大道路巡查力度，严肃查处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违法载人等行为，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活动期间的公众安全。
第十六条 交通（运管）部门要加强对客运企业、客运车站（场）和客运车辆的管理，积极拓展农村客运市场，大力推广使用安全经济实用型客车，增加客运班次，方便群众出行。
交通（公路）部门根据政府要求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建议，加强对县、乡、村公路的修建养护，及时整治、治理事故多发路段。
第十七条 农业（农机监理）部门配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加强对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交通安全管理，宣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政府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
第十八条 公安、安监、卫生部门要建立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事故紧急抢救联动机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必须制订和完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应急预案，提高应对突发事件（事故）的处置能力。
第十九条 广播电视部门要坚持开展经常性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部门要在中小学校每学期安排两次以上交通安全法制教育。
第二十条 县区人民政府每年组织开展两次以上交通安全大检查。
乡镇人民政府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交通安全专项检查。
乡镇人民政府包村干部、村委会干部每月与车主、驾驶人进行一次安全警示谈话，做好记录。
第二十一条 县区公安局及交警大队每季度组织开展一次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专项检查。
公路巡警中队、公安派出所每月要组织开展一次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检查。公路巡警中队每天坚持道路巡查，确保道路不失控。
包段（片）民警每月与辖区村委会干部、警务室人员、车主、驾驶人进行一次交通安全座谈，检查车辆安全技术状况，了解运营情况，掌握安全管理重点，做好记录。
第四章 驾驶人安全管理
第二十二条 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必须依法取得驾驶证，严禁无证驾驶，严禁将车交无证人员驾驶。
第二十三条 严禁酒后驾驶，严禁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违法载人。
第二十四条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驾驶人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驾驶证后，应及时到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登记，并按规定审验。
第二十五条 交通（运管）部门要经常对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的教学、培训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对车辆驾驶申请人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考试合格后，核发机动车驾驶证，确保培训质量和驾驶技术水平符合要求。
第二十六条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驾驶人员必须参加乡镇政府、村委会及相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学习教育。自觉接受检查、监督，签订和落实交通安全责任书，不得影响或干扰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争做遵纪守法、安全文明的新型公民。
第五章 车辆安全管理
第二十七条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运营、使用必须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条件》规定，保持机件完好，安全设施齐全有效。
第二十八条 严禁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无牌证营运行驶。
第二十九条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登记挂牌时，须在车辆两侧喷涂“严禁无证驾驶”、“严禁违法载人”等安全警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登记挂牌。
第三十条 禁止违反规定异地登记挂牌，避免造成车辆失控漏管。
第三十一条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安全技术检验。检验不合格的不准继续使用；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的限期修复；对存在安全隐患和不符合运营条件的车辆，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委会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就地封存，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有关部门强制回收解体，并办理报废手续。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包租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载客，不得强迫驾驶人违法操作。
第六章 责任规定
第三十三条 无驾驶证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酒后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驾驶证六个月，记12分；一年内因酒后驾驶被处罚2次以上的，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第三十五条 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违法载人的，处罚款500至2000元，记6分；对载5人以上的，经处罚后扣留车辆，并对驾驶人员举办3至5日的安全学习教育班。
第三十六条 驾驶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记分12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第三十七条 对于违反规定，在异地登记挂牌，长期在当地运营，逃避监管的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检查车辆，动员当事人办理转籍、过户手续，责令当事人落实监管措施。
第三十八条 对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驾驶人的一般违法行为作出罚款决定后，因交通不便，当事人向指定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可以依法当场收缴罚款，但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否则，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第三十九条 村委会干部未认真履行管理职责，使所包车辆和驾驶人发生违章问题，由乡镇人民政府予以处理，并追究责任。
第四十条 管段（片）民警、乡镇人民政府包村干部未认真履行职责，失控漏管，基础管理工作薄弱，造成事故隐患未酿成事故的，写出书面检查，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给予诫勉谈话，调离工作岗位。
第四十一条 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违法载人，县区一年内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发生二次死亡3—9人重大事故；发生三次死亡2人以下一般事故及一年内发现查处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违法载人5起以上的，县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和事故发生地乡镇政府、交警中队、公安派出所取消当年评选先进资格，主要领导主动请求辞职。
第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违反车辆管理规定，对不符合交通安全要求的车辆登记挂牌、核发检验合格证，对未经培训学习或经考试不合格的驾驶人员核发驾驶证而造成事故的，给予记大过、降级或撤职处分。
第四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利用职权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索取、收受贿赂，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和组织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实行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交通事故责任倒查制度。在分清事故原因和责任的基础上，除追究直接肇事人的责任外，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人民警察因工作不负责任，失职、渎职、失管、漏管等原因造成重特大伤亡事故的，按照有关法律政策的规定追究责任，做出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县区、乡镇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领导、分管领导对辖区发生的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重、特大交通事故负领导责任，依照有关规定予以组织处理，或给予党纪、政纪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对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的交通安全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七条 县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由商洛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论高校学生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
姚俊 南昌大学法学院
[摘要]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如受到侵犯应得到司法救济。现今，高校学生的受教育权不时受到侵害，但理论的禁锢和实体法律的不完善使得难以寻求司法救济。在人权保障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加强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高校学生；受教育权；可诉性；司法救济
在我国，受教育权利是一项宪法性质的权利。宪法第4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一规定意味着受教育权利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同人的生存权一样，应优先于其他的一般权利，国家、社会、学校等应优先保证公民享受充分的受教育权利，当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应得到及时的法律救济。受教育权利作为一项宪法性质的权利，也被我国的教育法所内化。《教育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法的其他相关条款也分别对公民受教育的内容和保障作了一些规定。在现代社会，人们日益觉悟到了受教育权利的重大意义。人的受教育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的能力，因而决定了其谋求财富、追求幸福和实现抱负的层次。而我国有关保障受教育权的法律相对滞后，有关学生受教育权的救济保障制度极为单薄。
一、高校管理权及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现状
（一）高等学校管理权的法律依据
我国法律(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规定,是高校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有组织实施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等权利。《高等教育法》第20条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研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研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41条规定:高校的校长有“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的权利；《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家授权的高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校或者科研机构授予。”《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 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2005年3月29日颁布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章规定了学校的奖励与处分权,如第50条规定:“学校、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对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或者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科技创造、锻炼身体及社会服务等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表彰和奖励。”第52条规定:“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高校对学生的学籍管理(主要包括奖励权和处分权)、学位的授予等的权力,这些就是高校对在校学生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它不仅是学校正常运行的需要,而且也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于高等教育的介入,对高等教育功能的导向和价值观的指引。
（二）高等学校管理权的性质
学校的权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法律授权,二是学校的自治权。高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作为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我国属于事业单位系列。高校作为事业法人,原本不是行政机关,不应享有行政管理职能,不能从事行政活动。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和《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都授予高校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和授予相应的学业证书等权利。高校经过法律的授权,合法地掌握相当的行政权力,承担了某些政管理的职能,如对大学生的管理行为等。因而,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具有授权的性质,是国家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这就明确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高校是法律授权行使一定行政权力的法人组织,是公务法人，对学生的管理是国家教育行政管理的一部分。高校依据上述法律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做出具体管理决定或行为,是具体的行政管理行为,是公权力行为。
（三）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现状
长期以来，高校在对学生管理过程中，都相应制定了自己的规章制度，这些内部规定都是本着严格要求学生、培育优秀人才的良好初衷而设立的。但是，高校也恰恰因此而卷入诉讼。当前，高校独立意志的合理与合法问题日益突出。首先，主要表现为高校对某些处分学生权利的行为的设定任意性非常大，设定主体繁多且相互之间的规定存在矛盾，下位规范与上位规范抵触，导致了高校自主管理秩序的混乱。其次，高校在对自己的管理行为进行设定时,忽略了合法性审查，在学校的内部规定中，存在着违法的规章制度。第三，学校管理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不能与时俱进，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第四，高校的管理行为实施的程序不规范，未能充分尊重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与诉讼权。第五，滥用授权，导致处理结果不公正，增加受教育者的义务，限制甚至剥夺了受教育者的权利，违背“惩治为手段，教育为目的”原则。大学生与高校高校自主管理行为的现状，暴露了高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行教育法制的缺陷。如果不认真加以解决，学生权利无法保障，也必然会引来诉讼。[1]
近年来，学生状告母校，高校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针对高校的处分权而引发的案件有不断上升的势头。这些案件的发生，一般都是缘于高校对学生的管理而采取的强制性处分。从案件的处理来看，有的案件被列为行政案件，有的被列为民事案件，有的案件法院则不予受理。就拿受理法院在个案庭审中来说,讼辩双方也往往各抒己见、针锋相对,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高校是否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被告方高校往往认为自己是事业单位,不是行政机关,因而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案件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 要求法院驳回起诉。原告则认为,高校虽然是事业单位,但其依据了国家、教育部的法律法规行使了行政职权,因此,高校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目前高校对学生处分中诉讼案的真空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不明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学校处分权行为的可诉性。而司法实务中，法院依据《教育法》第42条这一规定，完全排除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在作为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基本场所的学校，由于现行立法将学校对学生受教育权益的处分行为排除在司法救济的范围之外，而成为我国人权保障最为薄弱的领域之一。实践的困惑要求有理论的指导。对于学生受教育权司法救济实践的阙如，需要法学界在高校行政行为理论方面进行反思。
二、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理论检讨
（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其内容前提将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分为一般权力关系和特别权力关系。前者是指国家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关系,如行使警察权、征税权等；后者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等权力主体,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在特定的行政领域,为达到行政目的,对相对人有概括的命令强制的权力,相对人负有服从的义务,如国家对公务员、军队对军人、公立学校对学生等。[ 2 ] (P131-132)此处的“特别”一词“不是特别优待,而是特别限制的意思,即与一般公民相比,特别权力关系相对人的权利要受到更多的限制”。[3] (P109)具体而言,特别权力关系具有以下特征:(1)相对人义务的不确定性。如公立学校对学生可以校规限制自由权利,学生有“不定量”及“不定种类”的服从义务。(2)无“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即使并无法律授权,权力主体仍可限制其相对人的基本权利,这种限制最明显地表现在有关纪律的惩戒权力中。(3)法律救济途径缺乏。为使权力人可自行整肃纪律,保持行政的完整性,相对人只能忍受权力人所给予的任何不利处置决定,不能提起法律救济。[4](P64)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产生后,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行政法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理论上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却多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项关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受理的规定,即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新中国消极影响的典型例证。
在高校教育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奉行大陆法系的“特别权力关系”说,认为教育是不完全中性的,在国家面前,高校“有权在法律授权之外规定校规并依据此类规则剥夺限制其成员或利用者的权利。”按照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高校与学生的这种特别权力关系具有以下法律特点:(1)学校对于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的学生,有总括性的命令支配权,只要是出于实现行政目的的需要,不需要特别的法律依据,就可以自由地发布命令规则；(2)当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的学生不服从上述命令时,为维持内部秩序,学校有权行使公权力,对学生做出惩戒,如责令学生退学或休学,这些措施也不需要特别的法律根据；(3)因为上述措施是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措施,即使学生对之不服,只要不涉及学生作为公民的地位,学生不能向法院申请有关救济。[5]然而,这种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特别权力关系,实质上是为学校提供了一个在法治国家不受法律约束的乐园,这与法治原则不符。这种特别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权利。在当今行政法理论已对特别权力关系作了新的发展,在我国逐渐对学生权利更加重视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超越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汲取其理论发展的新成果,更加注重保护学生的各项权利。当然,高校仍应享有一定的自主管理权限,可以对学生的基本权利加以某些限制,但只是这种限制需要在社会一般观念所认为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不可滥用。
（二）理论的修正完善——重要性理论和基础、管理关系理论
随着民主自由理念深入人心,人权意识觉醒,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受到普遍的批评和挑战。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理论界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
在德国,一种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基础关系理论和管理关系理论”由德国乌勒(CarlHermman Ule)教授创立。所谓基础关系,又称外部特别权力关系,是指有关特别权力关系的产生、变更及消灭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在于使特别权力关系中的特别权力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存在或消灭。如学生入学许可、退学、开除,公务员资格的取得、丧失、降职等,对于这些事项,司法可以介入进行审查,相对人可提起行政诉讼。所谓管理关系,又称内部特别权力关系,是指为了达到公共行政目的,特别权力主体对相对人实施的管理,如对军人、学生的服装、仪容、工作时间、宿舍的管理等。乌勒教授认为基础关系应当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在基础关系上发生的纠纷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解决；在管理关系内不必严格地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在管理关系上发生的纠纷不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解决。[6]“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固有的瑕疵,主要在界分“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上存在很大的困难。
还有一种是把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重要性关系与非重要性关系,即所谓“重要性理论”。 它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20世纪70年代审理有关教育的案件中所创立。该理论认为,只要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不论是干涉行政还是服务行政,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的方式决定而不能让行政权自行决定。因此,即使在管理关系中,如果涉及人权的重要事项,必须有法律规定。依据该理论,对于传统特别权力关系内什么事项应受司法审查的标准是该事项对相对人的意义和重要性等。其在形式上不再界分“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而是强调从实质上分析某一特定的行政事项对相对人权利的影响程度。凡是“重要事项”都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方式限制,不得由行政主体自行决定,相对人亦可获得司法救济。
(三）理论检讨
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我国宪法,人权保障不断迈向纵深,这要求我们对于特别行政关系下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应当给予必要的关注。历史证明,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渐趋没落,不合时宜。如何在现代法治的背景下,处理特别行政关系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实,分析“基础及管理关系理论”和“重要性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在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中,行政相对人与一般国民一样享有基本权利,凡对基本权利之限制,必须有法律根据。对于因国家行为而使具有特别权力关系之行政相对人之权利受到限制,必须有法律根据。行政相对人之权利受侵害者,可提起行政争讼之救济。这种行政关系与其用“特别权力关系”来概括,不如用“特别法律关系”来概括,会更为贴切。[7]当然，这仅仅是学理上的名称上的置换，特别法律关系的内涵应该和重要性理论是一样的。
相比较而言,“重要性理论”是就特别权力关系的实体内容所确立的有限司法审查的标准。应当肯定,“重要性理论”是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一方面,它承认了行政机关及公务法人与其成员或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仍有别于普
通行政法律关系,不能完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仍有必要赋予特别权力人(公务法人、机关)一定的管理与命令权力,这是维持公务法人正常运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它摒弃了特别权力关系排除司法救济的传统观念,承认在特别权力关系中,只要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均应由立法规定,也均可寻求法律救济。
但是,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却没有跟上行政法治的潮流，在台湾地区已经反思了当初接受这种落后观点的失误并已将其修正之时，我们并没有对此警醒，学术著作、教科书上关于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行为的分类仍毫不怀疑地写入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所谓内部行政行为指行政机关对本机关内部行政事务管理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指发生于行政机关内部的法律关系。殊不知这种定义是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只不过我们没有直接用其名，而是取其核而已。内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的直接后果就是得不到司法救济，甚至没有行政复议此种准司法程序的救济。理由仅仅是内部行政行为没有外部行政行为侵害性大，或者为了维持行政机关的高效和政令的统一或者是为了其他公务法人的自治就充分了吗?笔者以为这样的理由不但毫无说服力，而且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因为当一个公权力行为严重到侵犯剥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似乎不应该属于内部管理问题了，它不是依据法律就可以裁断的，更不是仅依据行政性规范文件就可以决定的。立法机关不应该授予行政主体如此重大的权力，司法机关更不能听任行政主体肆意而袖手旁观。此时的“内部”只体现在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内部人员作出的，但是其后果影响绝非“内部”二字可以概括，可以掩盖的。可能它是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是合目的性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排除法院审查的理由，不管法院采取什么方式进行审查。当然,要将传统特别权力关系全部否认并不切实际,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该理论陆续作出限制和修正,突出表现在“重要性理论”的兴起,即强调只要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不论是秩序行政,抑或服务行政,都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方式限制,而不可由权力人自行决定。但是,如何界定特别权力关系中行为的重要性仍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当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特别权力关系法律救济的瓶颈,只有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当司法机关拥有了审查所有特别规则是否违宪的权力后,重要性标准才能真正完全发挥法律救济的功能。
三、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完善建议
（一）高校校规接受违宪审查
高校校规即高等学校依据国家各类法律、法规，为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等工作正常运行而制定的一系列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规章制度。高校依法享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但在涉及学生权利的管理行为时,对于公民权利有重大影响的高校管理行为,应当遵循和适用法律优先及法律保留的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当受现行法律的约束,不得采取任何违反法律的措施。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为皆必须有法律授权。
侵犯大学生宪法权利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高等教育领域,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面意义上的行政:一为教育行政机关的行政,二为大学行政。前者主要强调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后者则重点突出高校的自主管理能力,两者都属于公共行政,自当受行政法治原则约束。高校校规也就是这两种行政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实质内容与精神内核亦应体现法治精神,贯穿宪治理念。然而,为数不少的审判实践却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校规中的某些内容与大学生的宪法权利相背离。这些内容,或者直接与宪法明文规定相抵触,或者违背蕴含在普通法中的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因而,校规中此类条款是违宪的。具体而言,校规违宪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侵犯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在高教管理中,受教育权虽然不是最易受到侵犯的权利,但却是一旦受到侵犯则影响最为深远、性质最为严重的权利,也是最为学生所关注、产生纠纷最多、权利关系最为复杂的领域。综观当下高校管理规则,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高校校规中均有关于纪律处分、降级、留级等内容的设定,然而事实上此类条款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大学生对受教育权的享有与实现,特别是其中有关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规定则直接导致了受教育权的被剥夺。(2)侵犯大学生的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权入宪是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宪法修正案明确指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大学生与其他公民一样依法享有私有财产权,但部分高校却以种种借口侵犯学生财产权。(3)侵犯大学生的平等权。平等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运行的全部领域。高校管理自主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其行使自当严格遵循平等原则,保护大学生对平等权的享有与实现。然而在实践中,不少高校校规均有涉及入学及学位授予条件限制的规定,这尽管属于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范围,但却着实侵犯了大学生的平等权。[8]
法院审查校规合宪性应遵循法层级效力规则、校规合宪性推定规则、正当法律程序规则、审查事项有限规则等基本规则。其中，审查事项有限规则是为了保证大学学术领域的自由,惟有如此方能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审查例外事项很多,如对学科知识、专业技能的评判,意见的优劣等,但是此处所指的审查事项有限规则主要是指学术问题不审查规则和制定动机不审查规则。
（二）高校行政行为诉讼
高等学校管理权作为社会行政权,具有高权的特性,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而且其对学生的不利处分所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影响之强烈,不亚于任何政府机构,应当接受外在监督,包括司法监督。“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思想,在高校实施自主管理行为中应得到体现。
借鉴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的“重要性理论”,高等学校对学生所作的管理行为若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受教育权、生存权等,应当可以起诉。因为在庞大的学校权力与弱小的学生权利之间,司法权作为公民权利的救济者,有必要介入其中,均衡双方的力量对比,以促进、维护公平。具体而言,可以起诉的高校管理行为主要是不予录取、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足以改变学生身份的处分或决定。因为高等学校学生身份的取得是一种公共行政确认,并且此种身份与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权利与利益紧密相连。当身份被限制或剥夺以后,相应的权利与利益也因此丧失。另外,对学生权益影响重大的其他处分也应允许司法介入,如不予核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是否核发毕业证、学位证,多涉及专业判断,属于专业性管理行为,专业性内在地要求自治,似乎理应拒绝司法规训。但专业事务的处理一旦涉及权力的因素,常常“因专业而蛮横”,就不再是纯自治性的了。如果没有外在的制约,专业权力一样可以导致专断、粗暴和腐败。由于公正的学术评价、毕业证、学位证不仅具有财产权意义,也具有名誉、尊严等人身权意义,不予核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将严重影响学生的权益,与学生的就业、社会评价及发展密切相关,一旦遭到侵害,应当获得司法救济。至于为了实现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研究目的,高等学校的日常作息安排,一般纪律处分以及涉及学生的品行考核、成绩认定、论文评定等高度人性化判断的行为,均属于高校自主管理事项,司法不应介入。[9]
在我国,司法实践已做出了选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首开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案件的审查,其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将高等院校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10] 2000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明确指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能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没有沿袭“具体行政行为”的提法,而改用了“行政行为”,应当说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更为有利,也为将学校纪律处分等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我国台湾,1995年司法院大法官作出的“382号解释文与解释理由书”指出:“各级学校依有关学籍规则或者惩处规定,对学生所为退学或者类似之处分行为,足以改变学生身份并损及其受教育之机会,自属对人民宪法上受教育之权利有重大影响,此种处分行为应为诉愿法及行政诉讼法上之行政处分。受处分之学生于用尽校内申诉途径,未获得救济者,自得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
总之,笔者认为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于法有据,符合宪政和法治精神。对于此类高校教育管理行为引发的诉讼案件,人民法院要大胆地将它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予以受理。高校处分权的行使应当符合法治精神,遵循“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使学生具有知情权、申诉权、听证权及至诉讼权,切实从“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出发,真正做到以(依)法治校。对于目前仍没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问题,呼吁我国立法机关尽早立法予以明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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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彭贵才,吕艳辉.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管理权的行政法理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6 , (5).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S].1999,第137-1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