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转发《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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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转发《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通知
海关总署转发《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通知
海关总署
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为了贯彻国务院鼓励外商投资，进一步扩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对外经贸部联合拟定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已经国务院批准，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就执行中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符合《目录》的外商投资项目，出具确认书的填制规范及办理免税手续的有关事宜，我署已以《海关总署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署税〔1999〕791号）第三、四条及其宣讲材料（署办税〔1999〕399号）予
以明确。中西部地区有关海关要积极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宣传工作，并严格按有关文件明确的规范和规定办理。
二、《目录》的有关内容总署将尽快补充到《减免税管理系统》中，供海关审批时使用。海关对符合《目录》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设备等比照署税〔1999〕1062号文件规定办理，项目性质为“Ⅰ”，征免性质代码为“789”；对符合《目录》项目在投资总额外利用自
有资金进口的设备等按照署税〔1999〕791号文规定办理，征免性质代码为“799”。
三、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各海关要坚持依法行政，严密海关监管，切实提高工作效率，认真执行好国务院规定的优惠政策。
四、实施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向总署关税征管司反映。
特此通知。
附件：《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略）
2000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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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启明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由于举证妨碍行为打破了诉讼双方攻防状态的平衡，阻碍了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开展，许多国家在立法上设置了的举证妨碍规则，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对此亦作了相应的规定，民事司法实践中也不乏法官适用举证妨碍规则进行裁判的案例。然而，基于目前成文法方面存在的罅漏与弊端，司法实践常常发生主动或被动违背规则的情形，鉴于此，本文拟从实证角度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举证妨碍规则的理想目标与实践困境
（一）举证妨碍规则的理想目标
对举证妨碍规则的溯源可以探究至280年前英国法院审理的Armony v. Delamirie案件，该案中创设了“所有的事情应被推定不利于破坏者”的原则，[1]这可以看作是举证妨碍规则的朴素的理想追求。目前，虽然各学者对举证妨碍的理论基础持不同意见，但对举证妨碍规则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却有一定共识，主要表现在：
其一，平衡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攻防手段。民事诉讼是一种平权型的诉讼机制，其要旨在于均衡当事人之间诉讼地位及诉讼机会，使双方当事人拥有平等的攻击和防御手段，从而在诉讼中处于形式和实质平等状态。举证妨碍规则正是民事诉讼平衡要旨的集中反映，其目标在于通对妨碍者课以证据法上的不利后果，平复被妨碍者打破的举证均衡状态，维护诉讼攻防手段的平衡。
其二，推进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举证妨碍行为在客观上阻碍了对方当事人正常的举证活动，产生举证不能或举证困难的后果，使待证事实陷入无法查明的真伪不明状态。因此，立法在设置举证妨碍规则之时，其目标不仅要尽量消灭真伪不明的法律状态，而且要有益于推进案件事实真相之发现，最终促成纠纷的迅速妥当解决。
其三，提高诉讼程序的运作效率。为了适应了社会经济生活快速发展和高效运作的要求，诉讼程序必须不断提高效率以作出积极回应，而举证妨碍规则通过消减妨碍者的诉讼利益，达到遏制举证妨碍行为发生的目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诉讼程序的进程，提高诉讼效率。
（二）当前举证妨碍规则带来的司法实践困境
困境表征一：妨碍行为未圆满性导致司法无所适从
在举证妨碍行为的形态或种类上，我国司法解释仅将“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纳入司法救济范围，而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损毁、隐匿、伪造、篡改证据、拒不提供本人笔迹、妨碍证人作证、妨碍鉴定情形等则未吸纳进来，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种种问题与困难。
案例一：甲以周转困难为由向乙借款20万元，并出具欠条一张，双方约定1个月后还款。借款期限届满后，乙向甲追偿欠款并出示欠条，甲趁机撕毁欠条。诉讼中甲承认撕毁欠条的事实，但否认欠条的内容，只承认欠乙10万元。
案例二：甲乙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合伙企业，甲负责生产经营管理，乙负责技术管理，后因利润分配不均产生纠纷。乙主张合伙企业的年利润约50万元，甲则主张资不抵债，无利润可分。法院组织清算时，甲提供了其一直控制下的财务报表、帐本等，但该财务报表、账本经甲多处篡改，已无法得出真实的清算报告。
上述两案若依严格的规则主义，法官显然无法依《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乙的主张为真实，因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并不能涵盖“毁灭证据”、“篡改证据”的行为形态。在此情形下，“毁灭证据”、“篡改证据”的行为形态超越了“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法律文义，但法官又不可依此拒绝裁判。
困境表征二：诉争事实未陷入真伪不明导致司法左右为难
从举证妨碍规则的适用条件看，只要存在“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这一情形，即可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成立。然而司法实践中该证据并非关键、唯一证据，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诉争事实不存在的情形比比皆是，此时法官若依《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成立，显然与举证妨碍规则之发现案件真相的理想目标背道而驰。
案例三：甲乙双方因合伙产生纠纷，甲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要求按比例分配利润。乙则辩称甲只是其聘请的职工。诉讼中甲提出乙持有库存产品清点表，该表是双方共同清点并签名的，以此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乙拒不提供库存产品清点表。
案例四：甲、乙双方因履行定作合同而产生纠纷，甲要求乙支付报酬，乙则辩称未收到定作物。甲提供了定作合同及第三人丙签名的收货单（收货单上没有乙公司的盖章），并提出乙持有丙的人事档案，要求其出示所有人事档案，以证明丙为乙的职工。乙以保密为由拒绝提供人事档案，但提供了一年前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合同，以及人事关系转移的证明文件。
上述两案中，若依严格规则主义，则因乙存在“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应推定甲的主张为成立。但探究法律之意旨，举证妨碍规则的立法意图在于诉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时，对妨碍者的诉讼利益予以削减。案例三中库存清单即使有甲、乙双方的签名，亦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与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乙拒不提供库存清单并足以导致合伙事实陷入真伪不明；案例四中乙虽拒不提供人事档案，但其提供了其他证据材料证明双方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未导致诉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此时不宜推定甲的主张成立。
困境表征三：负举证责任者为妨碍行为导致司法有法难依
在妨碍行为的主体上，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将“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主体规定为“一方当事人”，而未进一步限定为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该规定导致的司法实践困境是：当“一方当事人”为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并实施举证妨碍行为时，依规则的文义解释可推定对方的主张成立，这显然与举证规则之常理相悖。因为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不提供所持证据，仅会遭受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但并不能以此推定对方主张成立。
案例五：甲将其自有房屋出卖给乙，双方约定价格为45万元，签订合同后乙支付了40万元，甲向乙出具收据一张。事后，乙向甲主张房屋所有权，并要求甲交付房屋。甲则主张乙尚有10万元未付，并要求乙出示收据。乙承认其持有甲出具的收据一张，但认为收据记载的款项是45万元，并拒不出示收据。
按照文义解释的方法，此案在形式上显然符合《证据规定》第75条的适用情形，可以认定“一方当事人”构成举证妨碍行为，从而推定甲的主张成立，即乙尚有10万元未付。这一结论与举证规则之常理不符，因为依“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乙方承担其已履行付款义务的证明责任，无法证明时则承担相应的败诉风险，但并不会据此得出“乙尚有10万元未付”的结论。
困境表征四：法律后果单一导致司法举措不定
举证妨碍规则的合理内核在于消除妨碍行为所造成的实质性不利影响，故其法律后果应根据妨碍的方式、程度、主观形态、被妨碍证据可证明待证事实的程度等个案差异灵活处置。各国立法对举证妨碍行为规定了以下几种私法后果：（1）举证责任转换；（2）举证责任倒置；（3）推定主张成立；（4）降低证明标准；（5）拟制自认。[2]我国司法解释对举证妨碍的法律后果划一性地规定为“推定该主张成立”，并未为裁判者留下自由权衡的权力预设空间，法官无法在制度空间内寻求另一个更为妥当的结论。这显然偏离了举证妨碍规则的合理内核，亦造成司法实践中的诸多困境。
案例六：甲将其自有房屋出卖给乙，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后乙不慎将合同原件丢失。双方产生纠纷后，乙起诉主张确认其拥有房屋的所有权，并要求甲搬迁。其提供的证据为合同复印件，并称甲持有原件，要求甲出示。甲拒绝出示合同原件。
“法院判定事实则要建立在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基础之上”[3]。通常情况下某一待证事实需要多个证据共同组成的证据体系来证明，考察证据体系时不仅要权衡证据的数量、种类、关联度等，而且还要充分考虑最佳证据规则、排除规则、优先规则、数量规则等证据规则，一旦出现妨碍举证情形就武断推定待证事实成立，显然忽略了其他证据的存在，割裂了证据之间以及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本案要证明乙拥有房屋所有权，除了买卖合同外，还必须具备甲对房屋具有权属的证据、合同已经完全履行的证据，甚至还可能涉及履行产权转移登记的证据等等。
困境表征五：排除规则的模糊性导致司法反复无常
对举证妨碍排除规则的适用前提，我国司法解释界定为“正当理由”，但司法解释并未进一步阐明“正当理由”的内涵和边界，司法实践中以此为借口要求法院排斥适用此条款者有之，以对方无正当理由为由要求适用此条款亦有之，加上裁判者本身对所谓“正当理由”的认知、理解差异，导致司法实践陷入反复无常的困境，类似案件经常得不到类似处理。
案例七：甲公司向乙公司借款10万元，并向乙公司出具了欠条，乙公司财务人员不慎将欠条遗失。乙公司向甲公司索要欠款时，甲公司否认借款事实。乙公司提供了甲公司会计人员的证言，证明收到乙公司的借款10万元并已记入公司帐本。乙公司据此要求甲公司出示帐本，甲公司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出示。
此案争议焦点在于甲公司所称“商业秘密”是否应纳入“正当理由”的范畴？在英美及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中，均规定了相应的排除规则，如美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虽然法院应一方当事人的请求签发证令状,命令对方当事人开示某一证据材料，但因该证据材料具有秘密的内容而能免于开示，法院不能因此而处以蔑视法庭或违反证据开示的制裁。
困境表征六：适用条件不明导致司法态度暧昧
目前我国司法解释虽已对举证妨碍作了相应规定，但在适用条件上却存在一定的罅漏，其表现主要有二：（1）推定的适用是否以被妨碍方的申请为前提；（2）妨碍方拒不提供证据的时间限制。这两方面的法律空缺，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不能依其意义被妥当适用。
案例八：甲、乙为同居关系，甲（女）在此期间生育一女儿丙，现甲要求乙支付丙的抚养费，乙以丙非其亲生为由拒绝支付。诉讼中甲要求乙配合其进行亲子鉴定，乙予以拒绝。
此案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观点：其一，推定的适用应以被妨碍方的申请为前提，也就是甲必须向法院申请亲子鉴定，法院对该申请采纳后，可责令乙配合作亲子鉴定，如乙无正当理由拒绝亲子鉴定时，法院才可结合其他证据作出推定；其二，甲要求乙进行亲子鉴定，乙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鉴定素材时，即可作出推定，不以被妨碍方向法院申请为必要。
二、 举证妨碍规则的比较考察及对域外经验的借鉴
（一）举证妨碍规则的比较考察——我国成文法的不完备性及其突出表现
英美及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均规定了较为完整的举证妨碍规则，虽然其理论基础有所差异，但在内容上却对行为主体、行为种类、结果要件、适用情形、法律后果均规定甚详，从而确保举证妨碍规则在司法实践中顺畅推进。
1、在行为主体上，各国一般规定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为妨碍行为时，才构成证据法意义上的举证妨碍行为。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7条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不服从证书的命令……就可以把拒证人提供的证书缮本视为正确的证书。如果举证人未提供证书缮本时，举证人关于证书的形式和内容的主张，视为已得到证明。”从该条文可以看出，实施妨碍行为的行为人是与“举证人”相对应的对方当事人，也就是说妨碍行为人为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我国《证据规定》第75条仅将“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主体规定为“一方当事人”，而未进一步限定为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2、在行为种类上，各国一般将妨碍行为分为作为的妨碍行为及不作为的妨碍行为，其中作为的妨碍行为可细分为三种：一是妨碍书证使用的行为。《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4条和《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4条第2款均对此有所规定；[4]二是妨碍物证使用的行为。其例证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公布的医师丢弃手术遗留的棉花纱布案；[5]三是妨碍证人作证的行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将下列两类行为归入妨碍证人作证的类属：a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申请的证人被妨碍出庭或被隐藏。b负证明责任之当事人的相对方明知目击者之住所或姓名但故意隐瞒。我国《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为举证妨碍行为，但该规定未将损毁、隐匿、伪造、篡改证据、拒不提供本人笔迹、妨碍证人作证、妨碍鉴定等行为予以吸引。
3、在结果要件上，各国一般规定必须达到待证事实不能证明或证明困难这一结果，即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82—1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碍难使用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我国《证据规定》第75条仅规定了行为要件，在结果要件上却存在明显罅漏，似乎只要发生举证妨碍行为，则一律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为真实，显然过于武断和草率。
4、在法律效果上，各国均强调妨碍行为的样态与法律效果之间的互动关系，依不同的妨碍行为规定不同的法律效果。
（1）当事人拒绝提交书证的，法院可命令其提出，或者认定文书之主张或待证事实为真实。如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45条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文书之主张或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
（2）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的，法院可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事实已经得到证明。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6条规定，对方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或者对法院的要求不作表示，法院应考虑案情和拒绝理由，依自由心证判断当事人所主张事实可否视为已得到证明。
（3）当事人拒绝回答书证的真实与否的，法院可认定当事人承认该证书。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10条规定，当法院要求当事人说明证书真实性而其予以拒绝时，将视为该当事人承认该证书。[6]
（4）当事人妨碍证人作证的，法院可对其课以诉讼上的不利益。根据德国的判例，如果举证责任者申请的证人被妨害出庭或者被隐藏时，法院可斟酌情形对当事人课以诉讼上的不利益。
房屋买卖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交付房屋并移转房屋所有权于他方，他方受领房屋并支付价金的合同。其中负转移房屋所有权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称为房屋出卖人，负给付价金义务的他方当事人称为房屋买受人。
房屋买卖合同和其他合同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诺成、双务、有偿合同。不同之处在于，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不动产，有其特殊性，其所有权转移必须办理登记手续。不办理登记手续，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不能对抗第三人。房屋买卖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不仅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的规定，还应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的规范和管理。
实践中房屋买卖纠纷时有发生。但不是所有的房屋买卖合同都是有效的，那么，实践中哪些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的呢？这就要说一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效力又称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约束当事人的强制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在法律上产生既定力和约束力，无效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有效合同标准。判断一个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应主要依据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条件，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同时具备上述条件，便确认合同有效。反之便为无效合同。
审判实践中房屋买卖纠纷涉及到产权、价款、面积、原承租户的利益等多种问题，但都离不开买卖合同的有效性问题。那么，究竟实践中哪些房屋买卖合同属无效合同呢？
一、买卖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的合同效力。
现实生活中，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的不断落实、推进，大批城乡的居民购买了新房，也造成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买卖合同时有发生，近些年还成上升趋势，究竟这种房屋买卖合同能否有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已做了明确的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不得转让。这是因为房屋是以依法登记为要件，未经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即未确定房屋所有人，未确定房屋所有人的房屋，即不以能产生合法的房屋出卖人，所以，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当然不具备转让的主体资格，即：买卖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买卖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无效合同。
二、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部分共有人出售共有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及处理问题。
法律规定房屋买卖合同中，出卖房屋的主体必须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非所有权人出卖他人房屋的，其买卖行为一般无效。
房屋的产权为数人共有的，出卖时必须征得共有人同意才能出卖。出卖共有房屋时，还需提交共有人同意的证明书。部分共有人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其买卖行为一般认定无效。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四）项中，以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不得转让。但是，审判实践中如何理解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所有房屋的效力问题，笔者认为，应根据个案案情区别对待。也就是说登记于一方名下的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将该房屋出售，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价款并办理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要求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此案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所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的，离婚时另一方有权请求赔偿损失。相反，存在是第三人恶意取得的，另一方主张合同无效，要求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关于被有权国家机关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及处理问题。
出卖人转让的房屋被有权国家机关采取了查封等强制措施，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的，如何处理？根据司法实践和本人办案经验，对于此类房屋审判实践中一般分以下几种情况处理：
1．有权国家机关对房屋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后，产权人转让房屋的，属于无权处分行为，由此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在相应有权国家机关或申请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人同意转让，或者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强制措施已经解除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应予支持。
2．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有权国家机关对房屋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的，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1)如果属于法院对出卖人名下的房屋进行查封的，买受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房屋，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买受人对此没有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规定》第17条之规定，符合解除查封条件，买受人向查封法院申请解封的，法院应当予以解封。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应予支持。
(2)如果不符合法定解除强制措施条件的，该强制措施导致出卖人无法将房屋交付或过户登记给买受人的，构成合同履行不能，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房屋或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应当向买受人行使释明权，告知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出卖人承担合同履行不能的违约责任，买受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予以支持，买受人坚持原诉讼请求的，应予驳回。
(3)如果该强制措施是以买受人为执行对象的，买受人依据合同约定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可予支持。有权国家机关对房屋采取的强制措施未依法进行公示的，不得对抗善意买受人。
四、关于商品房欲售合同纠纷有关问题的处理。
1、宣判实践中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发生诉讼时房屋已经属于现房销售状况，此时对当事人以未取得预售许可证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纠纷如何处理和认定。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应根据案情区别对待是否支持。因为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是否支持，应以在起诉前是否已依法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为要件，取得了人民法院在审理中予以支持，反之不予支持。
2、《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对当事人以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明为由，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主张合同无效的纠纷，应当如何处理。
对于无证预售问题，过去一般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认为开发商在未获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预售商品房，是一种违反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强制规定的行为，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仍然遵守了这一法则，“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五、关于合作建房产生的纠纷，诸如约定提供土地的一方当事人未能出让取得约定的地块，双方当事人均不具备相应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实践中有何新的问题出现，应当如何应对。
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或者已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合作建房系房地产合作开发的通俗称谓，其直接的目的在于整合资源，促进土地、资金和资质三个要素的有效配置。合作开发的典型特征是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蕴含的法律关系极为复杂，但我国目前尚无合作开发的专门立法，其市场运作缺少法律的支撑和规范。在法律法规欠缺的情况下，必须合理创设“当事人自己的法律”——合同，以预防纠纷和诉讼。
六、关于一房数卖，房屋连环买卖且均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等引发的各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以及后续问题的处理。
一房数卖是指出卖人先后或同时以数个买卖合同，将同一特定的房屋出卖给数个不同的买受人，房屋买卖合同一经双方合意签订即生效，过户登记属于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范畴。但我国《物权法》又规定，不动产的移转以登记作为法定要件。也就是说出卖人与多个买受人签定房屋买卖合同，但均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所有合同均应认定为有效，如多个买受人同时要求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应当由先行签定合同的买受人取得房屋产权的权属，由出卖人对其它买受人承担违约及其它法律责任（如合同诈骗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只是笔者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当之处还请大家多批评指正。
黑龙江省九三农垦法院 刘顺涛
二0一三年五月六日
由于举证妨碍行为打破了诉讼双方攻防状态的平衡，阻碍了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开展，许多国家在立法上设置了的举证妨碍规则，我国立法及司法解释对此亦作了相应的规定，民事司法实践中也不乏法官适用举证妨碍规则进行裁判的案例。然而，基于目前成文法方面存在的罅漏与弊端，司法实践常常发生主动或被动违背规则的情形，鉴于此，本文拟从实证角度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举证妨碍规则的理想目标与实践困境
（一）举证妨碍规则的理想目标
对举证妨碍规则的溯源可以探究至280年前英国法院审理的Armony v. Delamirie案件，该案中创设了“所有的事情应被推定不利于破坏者”的原则，[1]这可以看作是举证妨碍规则的朴素的理想追求。目前，虽然各学者对举证妨碍的理论基础持不同意见，但对举证妨碍规则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却有一定共识，主要表现在：
其一，平衡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攻防手段。民事诉讼是一种平权型的诉讼机制，其要旨在于均衡当事人之间诉讼地位及诉讼机会，使双方当事人拥有平等的攻击和防御手段，从而在诉讼中处于形式和实质平等状态。举证妨碍规则正是民事诉讼平衡要旨的集中反映，其目标在于通对妨碍者课以证据法上的不利后果，平复被妨碍者打破的举证均衡状态，维护诉讼攻防手段的平衡。
其二，推进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举证妨碍行为在客观上阻碍了对方当事人正常的举证活动，产生举证不能或举证困难的后果，使待证事实陷入无法查明的真伪不明状态。因此，立法在设置举证妨碍规则之时，其目标不仅要尽量消灭真伪不明的法律状态，而且要有益于推进案件事实真相之发现，最终促成纠纷的迅速妥当解决。
其三，提高诉讼程序的运作效率。为了适应了社会经济生活快速发展和高效运作的要求，诉讼程序必须不断提高效率以作出积极回应，而举证妨碍规则通过消减妨碍者的诉讼利益，达到遏制举证妨碍行为发生的目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诉讼程序的进程，提高诉讼效率。
（二）当前举证妨碍规则带来的司法实践困境
困境表征一：妨碍行为未圆满性导致司法无所适从
在举证妨碍行为的形态或种类上，我国司法解释仅将“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纳入司法救济范围，而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损毁、隐匿、伪造、篡改证据、拒不提供本人笔迹、妨碍证人作证、妨碍鉴定情形等则未吸纳进来，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种种问题与困难。
案例一：甲以周转困难为由向乙借款20万元，并出具欠条一张，双方约定1个月后还款。借款期限届满后，乙向甲追偿欠款并出示欠条，甲趁机撕毁欠条。诉讼中甲承认撕毁欠条的事实，但否认欠条的内容，只承认欠乙10万元。
案例二：甲乙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合伙企业，甲负责生产经营管理，乙负责技术管理，后因利润分配不均产生纠纷。乙主张合伙企业的年利润约50万元，甲则主张资不抵债，无利润可分。法院组织清算时，甲提供了其一直控制下的财务报表、帐本等，但该财务报表、账本经甲多处篡改，已无法得出真实的清算报告。
上述两案若依严格的规则主义，法官显然无法依《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乙的主张为真实，因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并不能涵盖“毁灭证据”、“篡改证据”的行为形态。在此情形下，“毁灭证据”、“篡改证据”的行为形态超越了“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法律文义，但法官又不可依此拒绝裁判。
困境表征二：诉争事实未陷入真伪不明导致司法左右为难
从举证妨碍规则的适用条件看，只要存在“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这一情形，即可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成立。然而司法实践中该证据并非关键、唯一证据，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诉争事实不存在的情形比比皆是，此时法官若依《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成立，显然与举证妨碍规则之发现案件真相的理想目标背道而驰。
案例三：甲乙双方因合伙产生纠纷，甲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要求按比例分配利润。乙则辩称甲只是其聘请的职工。诉讼中甲提出乙持有库存产品清点表，该表是双方共同清点并签名的，以此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乙拒不提供库存产品清点表。
案例四：甲、乙双方因履行定作合同而产生纠纷，甲要求乙支付报酬，乙则辩称未收到定作物。甲提供了定作合同及第三人丙签名的收货单（收货单上没有乙公司的盖章），并提出乙持有丙的人事档案，要求其出示所有人事档案，以证明丙为乙的职工。乙以保密为由拒绝提供人事档案，但提供了一年前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合同，以及人事关系转移的证明文件。
上述两案中，若依严格规则主义，则因乙存在“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情形，应推定甲的主张为成立。但探究法律之意旨，举证妨碍规则的立法意图在于诉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时，对妨碍者的诉讼利益予以削减。案例三中库存清单即使有甲、乙双方的签名，亦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与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乙拒不提供库存清单并足以导致合伙事实陷入真伪不明；案例四中乙虽拒不提供人事档案，但其提供了其他证据材料证明双方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未导致诉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状态，此时不宜推定甲的主张成立。
困境表征三：负举证责任者为妨碍行为导致司法有法难依
在妨碍行为的主体上，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将“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主体规定为“一方当事人”，而未进一步限定为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该规定导致的司法实践困境是：当“一方当事人”为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并实施举证妨碍行为时，依规则的文义解释可推定对方的主张成立，这显然与举证规则之常理相悖。因为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不提供所持证据，仅会遭受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但并不能以此推定对方主张成立。
案例五：甲将其自有房屋出卖给乙，双方约定价格为45万元，签订合同后乙支付了40万元，甲向乙出具收据一张。事后，乙向甲主张房屋所有权，并要求甲交付房屋。甲则主张乙尚有10万元未付，并要求乙出示收据。乙承认其持有甲出具的收据一张，但认为收据记载的款项是45万元，并拒不出示收据。
按照文义解释的方法，此案在形式上显然符合《证据规定》第75条的适用情形，可以认定“一方当事人”构成举证妨碍行为，从而推定甲的主张成立，即乙尚有10万元未付。这一结论与举证规则之常理不符，因为依“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乙方承担其已履行付款义务的证明责任，无法证明时则承担相应的败诉风险，但并不会据此得出“乙尚有10万元未付”的结论。
困境表征四：法律后果单一导致司法举措不定
举证妨碍规则的合理内核在于消除妨碍行为所造成的实质性不利影响，故其法律后果应根据妨碍的方式、程度、主观形态、被妨碍证据可证明待证事实的程度等个案差异灵活处置。各国立法对举证妨碍行为规定了以下几种私法后果：（1）举证责任转换；（2）举证责任倒置；（3）推定主张成立；（4）降低证明标准；（5）拟制自认。[2]我国司法解释对举证妨碍的法律后果划一性地规定为“推定该主张成立”，并未为裁判者留下自由权衡的权力预设空间，法官无法在制度空间内寻求另一个更为妥当的结论。这显然偏离了举证妨碍规则的合理内核，亦造成司法实践中的诸多困境。
案例六：甲将其自有房屋出卖给乙，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后乙不慎将合同原件丢失。双方产生纠纷后，乙起诉主张确认其拥有房屋的所有权，并要求甲搬迁。其提供的证据为合同复印件，并称甲持有原件，要求甲出示。甲拒绝出示合同原件。
“法院判定事实则要建立在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基础之上”[3]。通常情况下某一待证事实需要多个证据共同组成的证据体系来证明，考察证据体系时不仅要权衡证据的数量、种类、关联度等，而且还要充分考虑最佳证据规则、排除规则、优先规则、数量规则等证据规则，一旦出现妨碍举证情形就武断推定待证事实成立，显然忽略了其他证据的存在，割裂了证据之间以及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本案要证明乙拥有房屋所有权，除了买卖合同外，还必须具备甲对房屋具有权属的证据、合同已经完全履行的证据，甚至还可能涉及履行产权转移登记的证据等等。
困境表征五：排除规则的模糊性导致司法反复无常
对举证妨碍排除规则的适用前提，我国司法解释界定为“正当理由”，但司法解释并未进一步阐明“正当理由”的内涵和边界，司法实践中以此为借口要求法院排斥适用此条款者有之，以对方无正当理由为由要求适用此条款亦有之，加上裁判者本身对所谓“正当理由”的认知、理解差异，导致司法实践陷入反复无常的困境，类似案件经常得不到类似处理。
案例七：甲公司向乙公司借款10万元，并向乙公司出具了欠条，乙公司财务人员不慎将欠条遗失。乙公司向甲公司索要欠款时，甲公司否认借款事实。乙公司提供了甲公司会计人员的证言，证明收到乙公司的借款10万元并已记入公司帐本。乙公司据此要求甲公司出示帐本，甲公司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出示。
此案争议焦点在于甲公司所称“商业秘密”是否应纳入“正当理由”的范畴？在英美及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中，均规定了相应的排除规则，如美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虽然法院应一方当事人的请求签发证令状,命令对方当事人开示某一证据材料，但因该证据材料具有秘密的内容而能免于开示，法院不能因此而处以蔑视法庭或违反证据开示的制裁。
困境表征六：适用条件不明导致司法态度暧昧
目前我国司法解释虽已对举证妨碍作了相应规定，但在适用条件上却存在一定的罅漏，其表现主要有二：（1）推定的适用是否以被妨碍方的申请为前提；（2）妨碍方拒不提供证据的时间限制。这两方面的法律空缺，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不能依其意义被妥当适用。
案例八：甲、乙为同居关系，甲（女）在此期间生育一女儿丙，现甲要求乙支付丙的抚养费，乙以丙非其亲生为由拒绝支付。诉讼中甲要求乙配合其进行亲子鉴定，乙予以拒绝。
此案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观点：其一，推定的适用应以被妨碍方的申请为前提，也就是甲必须向法院申请亲子鉴定，法院对该申请采纳后，可责令乙配合作亲子鉴定，如乙无正当理由拒绝亲子鉴定时，法院才可结合其他证据作出推定；其二，甲要求乙进行亲子鉴定，乙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鉴定素材时，即可作出推定，不以被妨碍方向法院申请为必要。
二、 举证妨碍规则的比较考察及对域外经验的借鉴
（一）举证妨碍规则的比较考察——我国成文法的不完备性及其突出表现
英美及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均规定了较为完整的举证妨碍规则，虽然其理论基础有所差异，但在内容上却对行为主体、行为种类、结果要件、适用情形、法律后果均规定甚详，从而确保举证妨碍规则在司法实践中顺畅推进。
1、在行为主体上，各国一般规定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为妨碍行为时，才构成证据法意义上的举证妨碍行为。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7条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不服从证书的命令……就可以把拒证人提供的证书缮本视为正确的证书。如果举证人未提供证书缮本时，举证人关于证书的形式和内容的主张，视为已得到证明。”从该条文可以看出，实施妨碍行为的行为人是与“举证人”相对应的对方当事人，也就是说妨碍行为人为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我国《证据规定》第75条仅将“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主体规定为“一方当事人”，而未进一步限定为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2、在行为种类上，各国一般将妨碍行为分为作为的妨碍行为及不作为的妨碍行为，其中作为的妨碍行为可细分为三种：一是妨碍书证使用的行为。《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4条和《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4条第2款均对此有所规定；[4]二是妨碍物证使用的行为。其例证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公布的医师丢弃手术遗留的棉花纱布案；[5]三是妨碍证人作证的行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将下列两类行为归入妨碍证人作证的类属：a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申请的证人被妨碍出庭或被隐藏。b负证明责任之当事人的相对方明知目击者之住所或姓名但故意隐瞒。我国《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为举证妨碍行为，但该规定未将损毁、隐匿、伪造、篡改证据、拒不提供本人笔迹、妨碍证人作证、妨碍鉴定等行为予以吸引。
3、在结果要件上，各国一般规定必须达到待证事实不能证明或证明困难这一结果，即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82—1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碍难使用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我国《证据规定》第75条仅规定了行为要件，在结果要件上却存在明显罅漏，似乎只要发生举证妨碍行为，则一律推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为真实，显然过于武断和草率。
4、在法律效果上，各国均强调妨碍行为的样态与法律效果之间的互动关系，依不同的妨碍行为规定不同的法律效果。
（1）当事人拒绝提交书证的，法院可命令其提出，或者认定文书之主张或待证事实为真实。如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45条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文书之主张或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
（2）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的，法院可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事实已经得到证明。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6条规定，对方当事人拒绝接受询问，或者对法院的要求不作表示，法院应考虑案情和拒绝理由，依自由心证判断当事人所主张事实可否视为已得到证明。
（3）当事人拒绝回答书证的真实与否的，法院可认定当事人承认该证书。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10条规定，当法院要求当事人说明证书真实性而其予以拒绝时，将视为该当事人承认该证书。[6]
（4）当事人妨碍证人作证的，法院可对其课以诉讼上的不利益。根据德国的判例，如果举证责任者申请的证人被妨害出庭或者被隐藏时，法院可斟酌情形对当事人课以诉讼上的不利益。
房屋买卖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交付房屋并移转房屋所有权于他方，他方受领房屋并支付价金的合同。其中负转移房屋所有权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称为房屋出卖人，负给付价金义务的他方当事人称为房屋买受人。
房屋买卖合同和其他合同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诺成、双务、有偿合同。不同之处在于，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不动产，有其特殊性，其所有权转移必须办理登记手续。不办理登记手续，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不能对抗第三人。房屋买卖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不仅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的规定，还应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的规范和管理。
实践中房屋买卖纠纷时有发生。但不是所有的房屋买卖合同都是有效的，那么，实践中哪些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的呢？这就要说一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效力又称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约束当事人的强制力。依法成立的合同在法律上产生既定力和约束力，无效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有效合同标准。判断一个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应主要依据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条件，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同时具备上述条件，便确认合同有效。反之便为无效合同。
审判实践中房屋买卖纠纷涉及到产权、价款、面积、原承租户的利益等多种问题，但都离不开买卖合同的有效性问题。那么，究竟实践中哪些房屋买卖合同属无效合同呢？
一、买卖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的合同效力。
现实生活中，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的不断落实、推进，大批城乡的居民购买了新房，也造成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买卖合同时有发生，近些年还成上升趋势，究竟这种房屋买卖合同能否有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已做了明确的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不得转让。这是因为房屋是以依法登记为要件，未经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即未确定房屋所有人，未确定房屋所有人的房屋，即不以能产生合法的房屋出卖人，所以，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当然不具备转让的主体资格，即：买卖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屋买卖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无效合同。
二、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部分共有人出售共有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及处理问题。
法律规定房屋买卖合同中，出卖房屋的主体必须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非所有权人出卖他人房屋的，其买卖行为一般无效。
房屋的产权为数人共有的，出卖时必须征得共有人同意才能出卖。出卖共有房屋时，还需提交共有人同意的证明书。部分共有人未取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其买卖行为一般认定无效。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四）项中，以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不得转让。但是，审判实践中如何理解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所有房屋的效力问题，笔者认为，应根据个案案情区别对待。也就是说登记于一方名下的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将该房屋出售，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价款并办理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要求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除外。此案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所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的，离婚时另一方有权请求赔偿损失。相反，存在是第三人恶意取得的，另一方主张合同无效，要求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关于被有权国家机关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及处理问题。
出卖人转让的房屋被有权国家机关采取了查封等强制措施，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的，如何处理？根据司法实践和本人办案经验，对于此类房屋审判实践中一般分以下几种情况处理：
1．有权国家机关对房屋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后，产权人转让房屋的，属于无权处分行为，由此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在相应有权国家机关或申请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人同意转让，或者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强制措施已经解除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应予支持。
2．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后，有权国家机关对房屋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的，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1)如果属于法院对出卖人名下的房屋进行查封的，买受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房屋，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买受人对此没有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规定》第17条之规定，符合解除查封条件，买受人向查封法院申请解封的，法院应当予以解封。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应予支持。
(2)如果不符合法定解除强制措施条件的，该强制措施导致出卖人无法将房屋交付或过户登记给买受人的，构成合同履行不能，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房屋或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应当向买受人行使释明权，告知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出卖人承担合同履行不能的违约责任，买受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予以支持，买受人坚持原诉讼请求的，应予驳回。
(3)如果该强制措施是以买受人为执行对象的，买受人依据合同约定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可予支持。有权国家机关对房屋采取的强制措施未依法进行公示的，不得对抗善意买受人。
四、关于商品房欲售合同纠纷有关问题的处理。
1、宣判实践中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发生诉讼时房屋已经属于现房销售状况，此时对当事人以未取得预售许可证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纠纷如何处理和认定。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应根据案情区别对待是否支持。因为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是否支持，应以在起诉前是否已依法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为要件，取得了人民法院在审理中予以支持，反之不予支持。
2、《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对当事人以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明为由，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主张合同无效的纠纷，应当如何处理。
对于无证预售问题，过去一般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认为开发商在未获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预售商品房，是一种违反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强制规定的行为，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仍然遵守了这一法则，“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五、关于合作建房产生的纠纷，诸如约定提供土地的一方当事人未能出让取得约定的地块，双方当事人均不具备相应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实践中有何新的问题出现，应当如何应对。
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或者已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合作建房系房地产合作开发的通俗称谓，其直接的目的在于整合资源，促进土地、资金和资质三个要素的有效配置。合作开发的典型特征是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蕴含的法律关系极为复杂，但我国目前尚无合作开发的专门立法，其市场运作缺少法律的支撑和规范。在法律法规欠缺的情况下，必须合理创设“当事人自己的法律”——合同，以预防纠纷和诉讼。
六、关于一房数卖，房屋连环买卖且均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等引发的各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以及后续问题的处理。
一房数卖是指出卖人先后或同时以数个买卖合同，将同一特定的房屋出卖给数个不同的买受人，房屋买卖合同一经双方合意签订即生效，过户登记属于房屋买卖合同的履行范畴。但我国《物权法》又规定，不动产的移转以登记作为法定要件。也就是说出卖人与多个买受人签定房屋买卖合同，但均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所有合同均应认定为有效，如多个买受人同时要求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应当由先行签定合同的买受人取得房屋产权的权属，由出卖人对其它买受人承担违约及其它法律责任（如合同诈骗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只是笔者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当之处还请大家多批评指正。
黑龙江省九三农垦法院 刘顺涛
二0一三年五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