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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十堰市城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的通知


文号：十政办发〔2008〕153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十堰市城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十堰市城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净化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湖北省户外广告管理实施办法》、《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城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政府建立有偿占用城市公共空间设置户外广告的机制，对城区户外广告位经营权公开拍卖、出让。

第三条 凡在本市城区从事户外广告设置活动的广告经营（设置）者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是指在城区范围内设置的如下广告：

（一）落地和在建（构）筑物墙面（或屋顶）等设置的广告；

（二）利用公用设施或公共场地设置招牌、路牌、标识牌、霓虹灯、电子显示牌（屏）、灯箱、橱窗、信息发布栏以及实物模型等广告；

（三）以横（条）幅、喷绘、印刷品等形式在户外悬挂、张贴的广告；

（四）以彩旗、灯笼、气球、充气膜、充气彩虹门等形式在户外设置的广告；

第五条 国家机关发布的公告、布告、通告等不属于本办法管理范畴，但应在规定的地点发布。

第六条 户外广告位拍卖出让的基准价（标的）包括场地占用费、工商管理费等，按照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

第七条 市建设委员会是户外广告位设置的主管部门，负责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审批和监督管理；负责组织编制城区户外广告设置的专项规划和设置原则，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市经营城市办公室负责组织城市户外广告位使用权的招标、挂牌、拍卖及出让等管理工作；负责协调相关部门，对经市政府批准实施的公益广告进行统一安排。

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城市广告经营（设置）者的资质审查、广告内容审查、户外广告登记管理和虚假广告的查处。

市城建监察支队负责10日以内临时性的横幅、条幅、彩旗、灯笼、气球、充气膜、充气彩虹门等设置管理。

第二章 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的经营与管理

第八条 城区内的城市道路、桥梁、广场、公园、绿地、交通等市政公用设施和场地形成的户外广告位均属城市公共资源。市城市经营办通过招标、挂牌、拍卖、协商出让广告位经营权，所收费用实行财政专户管理，用于城市建设和户外广告管理相关支出。

第九条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使用期短期为1年，中期为3年，长期为5年。电子显示屏（牌）一般不超过6年。

第十条 设置户外广告时，必须将户外广告经营（设置）者名称、工商登记证号、使用期限标注于户外广告右下角。

第十一条 经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在广告位使用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拆除、遮盖或损坏。广告设施闲置时，经营（设置）者必须予以装饰或遮隐。

第十二条 户外广告设施因城市建设或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拆除的，由市建委在20日前书面告知户外广告经营（设置）者，由其自行拆除，建设单位应当予以适当补偿；逾期不拆除的，实行强制拆除，拆除费用由户外广告经营（设置）者承担。

第十三条 户外广告位使用期届满，户外广告经营（设置）者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条件拆除广告设施。需要延长使用期限或者变更其它登记事项的，应当在广告位使用期届满前30日内向市建委申请办理延期或变更手续。

第十四条 市建委要加强对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管理，建立完善户外广告设施安全监管机制，（一）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实行施工过程管理。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必须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的施工图纸，组织有关单位对使用材料进行检验，对施工过程进行监理。（二）建立户外广告设施年审制度，定期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经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陈旧、变形、损坏、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市容的，书面责令户外广告经营（设置）者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市城建监察支队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五条 户外广告设施的经营（设置）者是户外广告设施维护管理的责任人，应当定期巡视、维护，保持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整洁、美观、完整。

第十六条 大中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自批准之日起其产权在广告位的使用期限内属经营（设置）者所有。广告位使用期届满，经营（设置）者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

第三章 户外广告的设置原则

第十七条 户外广告的设置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内容真实合法，书写规范准确；

（二）设计艺术美观，制作精美牢固，外形整洁统一，并与所在环境相协调；

（三）横（条）幅、彩旗、灯笼、气球、充气膜、充气彩虹门等户外软体广告，不得影响市容和交通；

（四）大中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和利用建（构）筑物墙面（或屋顶）设置的户外广告必须符合城市户外广告规划布局原则和技术要求。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一）影响市政公用设施、交通安全设施和交通标志使用的。

（二）妨碍人民生产或生活，影响道路畅通，损害市容市貌的。

（三）妨碍消防安全或影响建筑物通风采光以及破坏建筑物原有风格和外观造型的。

（四）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和风景名胜区（点）的建筑物和场所。

（五）行道树、古树名木等。

（六）违法建筑物、危房及其他可能危及安全的建（构）筑物和市政公用设施。

（七）市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其它区域。

第十九条 户外广告经营（设置）者应不断提高制作和设计水平，鼓励使用节能环保新型材料及新工艺、新技术，体现户外广告优美的艺术特征和外观效果。

第四章 户外广告设置审批程序

第二十条 申请办理户外广告设置手续时，应提交下列相关文件和资料：

（一）书面申请；

（二）有广告经营资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场地业主或管理单位同意的证明或文件；

（四）户外广告内容文本和设置效果图（样稿）；

（五）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二十一条 户外广告的设置手续，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申办大型户外广告设置等应向市建委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市建委接到申请人申请后，3日内对其进行审查，对符合户外广告专项规划和申报设置条件的，应于7日内召集有关部门进行集体讨论，实行办公例会审批制度。对同意设置的，应通知到市经营城市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后，由市建委发给《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通知》。

（二）申办10日以内（临时性）的横幅、条幅、彩旗、灯笼、气球、充气膜、充气彩虹门等，应向城建监察支队提出申请。城建监察支队对批准设置的，应到市建委备案。

（三）发布户外广告必须依法办理登记手续。没有户外广告设置批准文件的，工商部门不予登记。

（四）重要节日、重大政治经济活动的庆典宣传、政策法规宣传、行业部门的纪念宣传、商业宣传等利用户外场地进行宣传活动，确需设置户外广告的，须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设置。活动结束后户外广告设置者自行拆除。

（五）不同意设置的，市建委应在办公例会结束后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方。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二条 未按照规定要求设置户外广告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违规行为，限期改正，并依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处以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户外广告设施发生倒塌、坠落等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户外广告经营（设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伪证罪客观要件的立法不足与完善
—应将伪证罪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

(李苗苗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 刑庭)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伪证行为不仅在刑事诉讼中存在，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也是十分普遍的，然而我国《刑法》只将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对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却没有涉及。因此，笔者认为应将伪证罪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本文对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理论基础：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现实基础：法律协调与统一的需要、对外国成功立法的借鉴以及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不会带来负面影响进行论述。
关键词：伪证罪；民事诉讼；行政诉讼
我国《刑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将作为犯罪处理的伪证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刑事诉讼中。但由于功利主义的影响，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举证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暴露，大量伪证行为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此，笔者认为应将刑法中的伪证罪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以便更好地打击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
一、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理论基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一）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基本含义观点不一，但是概括起来，代表性的对立意见主要有社会关系侵犯说和合法权益侵犯说两种。前者认为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实际危害和现实威胁；后者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既包括已经造成的实际危害，也包括可能造成的危害。这两种观点虽然在表达上不尽一致，但是，在内容阐述上，并没有太大区别。[1]
因此，认定某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应当看该行为是否对我国的社会关系或国家、人民的利益造成实际的危害和现实的威胁。诉讼证据是人民法院用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依据，也是作出正确裁判的基础。如果证据虚假，则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后果：
1．妨害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影响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在审判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举出伪证，对方当事人在质证过程中肯定会提出异议并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抗辩；有时，即使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是真实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为了某些利益可能故意提出伪证以达到非法目的。当一方针对对方的伪证申请延期举证时，法院为了查清事实，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予以准许；有时也会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职权进行相应的调查取证，再次开庭审理。如果法官未发现伪证，还会导致错误判决；即使在案件审理中发现了伪证而未导致错误判决，作伪者最终受到了制裁，但法院毕竟付出了沉重的诉讼代价。
2．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名誉和身心健康。伪证在诉讼中尤其是庭审中出现，往往出乎对方当时人的预料，为了抗辩出现的伪证，对方当事人就要重新收集一些证据，有时由于证据的灭失或其他原因，对方当时人面对伪证无可奈何，心理往往处于气愤、受冤的状态。而伪证一旦被法院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无疑就会使对方当时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如果伪证或案件内容牵涉个人隐私，也必然会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名誉。 在行政诉讼中，如果作为诉讼一方的国家行政机关在诉讼中利用伪证胜诉，会使政府威信丧失，影响社会的稳定。如果行政机关是伪证受害者，会使国家利益受损。
3．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助长了违法诉讼行为。民事、行政诉讼的任务是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行政违法行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民事、行政伪证行为可能导致伪证行为的不利方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民事、行政诉讼途径得到救济或救济不足，而伪证行为的有利方则免除或减轻了本来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伪证行为的不利方承担了本来依法无须承担或超出了本来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伪证方则得到了非法的利益。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会使矛盾激化、程度加深，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严重性
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俩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俩者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的区别导致了在质上的区别。当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量上发生了变化而达到严重的程度时，我们就应当将其规定为犯罪，由刑法进行调整。
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最突出表现是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司法行为是国家行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正义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司法公正体现在每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之中。如果伪证被采信而造成了错误裁判，对于法院、法官来说，可能是百分之一、甚至是千分之一的遗憾，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不公正。同时，伪证的被采用会使对方当事人难以接受法院裁决，从而影响到裁判的执行，进而使执行中的司法权威也遭到破坏。这样，必然造成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对法律正义性和司法权威性产生怀疑，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这也是伪证行为人向司法权威挑战的最严重的社会后果。
刑法具有保护权益的后盾性，“当某项法律本身规定的制裁手段不足以保护该项法律规定的权益时，需要借助刑法的强制手段来保护。”[2] 《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104条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伪造、隐藏、毁灭证据的；（三）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威胁、阻止证人作证的。……”很显然，上述规定的强制措施不足以对伪证行为进行约束，因为：1、法律规范疏漏，约束不力。现行的法律只是对有限的作伪证的表现形式作了简单的列举，并未针对伪证的具体情形作出相关规定，致使很多伪证行为排除在追究责任之外，如对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证人故意作伪证问题没有涉及。2、如果说上述缺陷可以通过完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方法来弥补的话，那么，《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给伪证人带来的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的缺陷是不能通过这俩部法律自身的完善得以解决的。按法律经济学观点，强有力的法律实施机制将使违法的成本极高，从而使任何违法行为变得不划算。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其他资源用于其他活动(守法和执法)所带来的效用时，他就有可能选择违法。[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事案件的标的数额越来越大，1996年是全国法院审结的经济纠纷案件最多，比1991年增加100万件，上升1 .53倍，诉讼标的金额达2699亿，是1991年的12倍。同样的五年里，海事法院共审结案件是12702件，年均递增 32.9%，解决争议标的金额93亿元，平均每件案件诉讼标的金额为73万元。随着人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行政案件的数量也在增加。[4]面对强大的利益诱惑，即使《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最严重的强制措施（拘留15日）对于伪证者而言真是“相形见细”。 伪证者提供伪证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降低诉讼成本，取得依正当诉讼手段无法取得的非法诉讼利益，如果通过立法将伪证责任者的风险提高，大大超过其因伪证而可能获得的预期利益，则伪证行为会大大减少。因此，有必要把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纳入刑事犯罪的范围。
（三）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与刑事伪证行为性质相同
伪证罪的本质特征是对国家司法权的妨害及对司法权威的损害，而国家司法权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审判权以及非讼处理权。无论是刑事审判，还是民事或者行政审判，都是作为整体司法权的平等的组成部分。蔑视国家审判权任何组成部分，都会损害国家审判活动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同时其行为本身也不会因发生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而导致本质的变化。因此，伪证行为本身并不会因为发生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而性质不同，只是在不同性质的诉讼中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不同，进而所引起的在刑法规定中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轻重不同。伪证行为对刑事审判权侵害的后果比其他后果要重，但在性质上没有根本差别，对同样性质的行为给予不同的法律处罚，有悖于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所以，各种诉讼中的伪证行为都是对国家司法权的侵犯，法律应当对其提供平等的保护。
二、将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现实基础
（一）法律协调与统一的需要
首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和《行政诉讼法》第49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刑法》第305条及第306条规定的对于伪造证据的行为的处罚都局限于刑事诉讼。这样，除对于涉及伪造相关证件、滥用职权等犯罪的伪证行为可以处以刑罚之外，其他伪证的行为即使再严重也不得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由此，《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和《行政诉讼法》第49条的规定由于没有《刑法》的配合而在某些情况下变成虚设。
其次，刑法第307条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于该条款规定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刑法未将其限定在刑事诉讼中，因此，对于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刑法仅规定地位较低的指示者、帮助制造伪证者有罪，而对“主角”伪证行为人没有规定有罪。很明显，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显然没有直接作伪证的行为危害性大，如果对前者追究刑事责任而对后者不予追究的话，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再次，《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也是限于刑事诉讼中。我们知道，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理人是指接受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参加诉讼，进行诉讼活动的人。其存在于公诉、自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三类诉讼中，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民事部分是属于民事诉讼性质的。它在实体法上，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在程序上，除刑事诉讼法有特殊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诉讼原则、强制措施等原则和制度，都要遵循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按照《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能产生伪证罪，而在纯粹的民事诉讼中不可能产生或存在伪证罪。这岂不自相矛盾?其实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没有把民事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如果把民事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刑法》第306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证据罪就可发生在民事诉讼中，前述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而且还可以平衡、协调相关规定。
（二）对国外成功立法的借鉴
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论证某一问题时，我们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其合理性。对于伪证罪，国外的立法也大多不局限于刑事诉讼中。如瑞士刑法第307条(伪证鉴定及虚伪翻译)规定：“证人、鉴定人、翻译人或通译，于法院审理中，对事实为虚伪之证言、检举或鉴定报告或翻译者，处五年以下重惩役或惩役。证言、检验报告、鉴定报告和翻译，系经具结或经举手宣誓加以保证者，处五年以下重惩役或六月以上轻惩役。”[5]《马来西亚刑事法典》第193条规定：“任何人蓄意在一项司法审讯之任何阶段作虚假证据、或捏造虚假证据，以在该项司法审讯之任何阶段应用者，必须判处以最高可达七年之监禁，并可另加罚款。又任何人蓄意在任何其他案件作或捏造虚假证据，必须判处以最高可达三年之监禁，并可另加罚款。”[6]其后对使用明知是虚假的证据等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一项司法审讯”和 “在任何其他案件”均可说明其范围是不仅限于刑事诉讼中的。
由此可见，《刑法》将“伪证罪”限于刑事诉讼中，显然是既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更不符合国际惯例，因此有扩大的必要。
(三)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伪证罪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有学者认为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确定为犯罪，这就是，以提起、参与民事、行政诉讼为缘由，结果却以触犯刑律、构成犯罪受到刑罚处罚为结果，行为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过重，会造成公民因害怕触犯刑律而影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民事、行政纠纷的情况出现。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作为犯罪处罚，是否会造成犯罪扩大化?对此，不论从法律规定看，还是从司法实践看，这种顾虑都没有必要。
首先，以提起、参与民事、行政诉讼为缘由进入诉讼，最终却触犯刑律，是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正常现象，《刑法》第307条、第308条、第313条、第314条的规定都说明了这一点。法律保护公民正当、合法的权益，制裁公民违法行使权利义务。行为人的伪证行为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妨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并侵犯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其进行制裁正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在此，制裁违法行为和维护合法权益是对立统一的。
第二，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规定为犯罪不会造成公民因害怕受到刑罚处罚而影响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争议的情况。相反，会加强对伪证行为的打击和对当事人合法行使诉讼权利的保护，从另一个角度讲，是对依法作证行为的鼓励，因此，不但不会影响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纷争，反而会对公民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不会造成犯罪扩大化。有人认为，将伪证罪的范围扩大到民事、行政诉讼中，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笔者认为，刑法的谦抑性要求不得已才可以动刑，即确有规定刑罚的必要性。当某行为在客观上达到了处以刑罚的必要性的时候，该动刑的还是要动刑，民事、行政伪证行为已经愈演愈烈，而且产生严重的危害后果，刑法就应及时作出反应，来规制这种行为。我们不能狭隘的理解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与将某些行为的犯罪化的必要性是不矛盾的。
参考文献：
[1] 黎宏.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的概念及特征[J].刑事法学2002(2).
[2] 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
[3] 谢素英.关于设立民事伪证罪的法律思考[J].人民法院报2002-8- 5.
[4] 杨斐.浅析伪证罪[J].法律科学1999（3）.125.
[5] 各国刑法汇编.台湾司法通讯社，1980.1123、1571、1781.
[6] 马来西亚刑事法典(华文译本).黄士春译.信雅达法律翻译出版社，1985.72.